王中平離婚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推薦必買和特價產品懶人包

「拓荒者」的多重實踐── 論七○年代婦運者與女作家的書寫／行動

為了解決王中平離婚的問題，作者陳正維 這樣論述：

七○年代的新女性主義運動，是戰後台灣第一波婦女運動，本論文探究參與者以「書寫」從事婦運的拓荒歷程、內容與意義。當時的婦運者與女作家攜手對抗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狀，然而既有文學史敘事與婦女運動史敘事，尚未指出她們以「書寫」從事婦運的特殊意義。 本文從七○年代台灣的特殊性說起，當時外交頓挫使得戰後世代的青壯年知識份子投入各種風起雲湧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婦運提倡者呂秀蓮與關注婦女問題的女作家，正是因為性別與世代交錯的身分認同，而投入新女性主義運動。另外，女性受義務教育的普及和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數增加，以及五○年代以來台灣女性作家創作文類與議題的逐步擴大，以及本省籍女作家的出現，構成了七○年代女性

以書寫從事婦運的前提條件。新女性主義作為戰後台灣第一波婦運，是因呂秀蓮已經清楚指認「男性中心的社會」作為批判對象，並呼籲為女性爭取平等權利，這十分不同於國民黨官方的婦工會與婦聯會、僅強調婦女義務與婦女工作。婦運者與女作家在1976年成立了拓荒者出版社，是戰後台灣第一個屬於女性的民間出版社，核心成員為呂秀蓮、王中平、施叔青與曹又方，她們的盟友是女專欄作家薇薇夫人、丹扉與陳冷，此外更有學者、媒體人與小說家等參與者。她們採取出版著述的行動，以啟蒙讀者性別意識與喚醒女性讀者自覺；她們也從事出版之外的婦運活動，例如開辦「保護妳專線」協助受暴婦女。然而，即便婦運透過「文學傳播」而在戒嚴年代裡得以發生，婦運

者與女作家的書寫仍時常受到威權政府的壓制，政府以書刊查禁手段，強加誨淫、猥褻等「性的污名」於女性書寫與婦運論述；此外，情治人員針對婦運從事者的監視與騷擾、對婦運活動的抹黑，或者刻意操縱輿論所導致的「何秀子事件」，皆是對於婦女運動的壓制。呂秀蓮從事婦運經驗的挫折，後來發展為直接強烈的政治反對意識，她自1978年起投入黨外選舉，之後更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成為美麗島事件的政治受難者。在爬梳七○年代婦運者與女作家的拓荒歷程之後，筆者分別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女性主義法學觀點」，針對對她們當時的小說創作與雜文書寫進行分析。首先，筆者分析《女與男》各篇小說的角色刻劃、情節結構與女主角下場，指出應以女性主

義文學批評的立場，重新評價康芸薇、施叔青、心岱與曹又方刻畫女性處境的小說，並因此看出現有文學史敘事的隙縫，使得七○年代的文學史敘事不再限於「性別盲目」，而能有豐富多元的面貌。其次，筆者以議題分析的方式討論關注婦女問題與呼籲男女平等的女性雜文，聚焦於她們書寫的法律議題，當時她們已經認知到性別、生活與法律的關係。當時她們討論法律議題的思考、以及呼籲修改法律的實踐，展現出在地女性主義法學觀點的萌芽。 本文並討論七○年代未參與新女性主義運動、但關注婦女問題的女性翻譯者楊美惠，以及小說家季季與曾心儀。拓荒者出版社停擺後與美麗島事件後，女性的拓荒書寫未曾中斷。深受七○年代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思潮影響的小說家

李昂，她深入刻劃父權宰制的〈殺夫〉，是一部女性主義的文學經典。〈殺夫〉得獎的1983年，是本論文時間軸的終點。筆者期待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可以成為重新評價台灣文學史各個分期的一種方法論，以發掘向來受忽略的作品。以本文所關注的七○年代台灣文學為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視角，補足了既有研究對於六、七○年代僅採取「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審美標準而產生的缺漏，重新評價了未進入現有文學史敘事的女作家創作，說明了這些創作照見時代女性處境、以及在戒嚴體制下形成與推廣婦女運動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