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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書系·核心素養等中國表達

為了解決赫彩補課的問題，作者成尚榮 這樣論述：

本書匯總了國家督學成尚榮對核心素養的諸多思考，諸如：何為核心素養，核心素養何為，如何讓核心素養真正落地，以及在實施中怎樣處理好一些關係，等等。值得廣大教師細細研讀。 成尚榮 男，1941年生於南通。原江蘇省教科所所長，2003-2006屆國家督學。現為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小學教材審查委員，教育部西部教學改革支持專案專家組組長。曾任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辦公室副主任、省督導室主任；曾任《江蘇教育研究》、《現代特殊教育》主編，《基礎教育課程》執行主編。 自序 在更大的座標上講述自己的故事 001 寫在前面 用智慧的方式培育學生核心素養 011

核心觀點 核心素養的中國表達 017 第一輯 核心素養：時代的主題 核心素養：開啟素質教育新階段 003 立德樹人：核心素養的實質 010 探索、建構新常態教育的育人模式 018 核心素養之“核心” 028 必備品格與關鍵能力 ——對核心素養中道德價值的再認識 035 核心素養的“根基性” 042 關於學生發展核心素養的四句話 045 第二輯 核心素養，教育家告訴我們 解放兒童：指南針的軸心 ——陶行知教育思想對核心素養培育的啟示 049 活教育：核心素養的搖籃 ——陳鶴琴教育思想對核心素養研究的啟示 056 不教之教：核心素養的教學實現方式 ——葉聖陶教育思想對核心素養培養、發展的啟示

062 童心母愛育新苗 ——斯霞教育思想對核心素養培育的啟示 069 情境教育：核心素養的發展範式 ——李吉林教育思想對學生發展核心素養培育的啟示 075 教育家的風格 082 第三輯 向上飛揚、向下沉潛 核心素養與未來學校 ——兼論北京中學 091 核心素養的召喚與校長的積極應答 098 校長應是個領航者 102 做個好教師 107 兒童研究是教師“第一專業” 113 認識與發現兒童：教師的大智慧 121 核心素養召喚下的學校課程改革 126 語文教學中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134 核心素養引導校本課程建設進入新階段 141 素養之光·跨界之美·主題之智 ——清華附小基於核心素養的“1+

X課程”深度建構透視 145 第四輯 請學會改變 請學會改變 155 心視角與教育視界 157 千年古樹萬年根 159 把學校建在圖書館裡 161 核心價值照耀課程基地 163 規範：課程開發應有的品質 165 語文教學是教兒童學語文 168 語文的高度 170 漢字魔方課程範式的獨特性與新品質 172 向好、有氧：長成好大一棵樹 175 那些課堂中司空見慣的應答 177 教師，做一個精神燦爛的人 180 一個美術老師關於數學的故事 182 接“地氣”與接“天氣” 184 從哪開始學習，塔底還是塔尖？ 187 我見其大 189 附錄 兒童站立在學校正中央 ——成志路上，先生同行 191 致

謝 203 自序 在更大的座標上講述自己的故事 曾經猶豫很久，不知叢書的自序究竟說些什麼，從哪裡說起，怎麼說。後來，我想到，叢書是對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小結，而人生好比是個座標，人生的經歷以及小結其實是在座標上講述自己的故事。於是自序就定下了這個題目。 與此同時，我又想到故事總是一節一節的，一段一段的，可以分開讀，也可以整體地去讀。因此，用“一、二、三……”的方式來表達，表達人生的感悟。 一、尚可：對自己發展狀態的認知 我的名字是“尚榮”二字。曾記得，原來寫的是“上榮”，不知何人、何時，也不知何因改成“尚榮”了。那時，家裡人沒什麼文化，我們又小，改為“尚榮”絕對沒有什

麼文化的考量，但定有些什麼不知所云的考慮。 我一直認為“尚榮”這名字很露，不含蓄，也很俗，不喜歡，很不喜歡。不過，現在想想，“尚榮”要比“上榮”好多了，謙遜多了，也好看一點。我對“尚榮”的解讀是“尚可”，其含義是，一定要處在“尚可”的認知狀態，然後才爭取從尚可走向尚榮的理想狀態。 這當然是一種自我暗示和要求。我認為，人不能喧鬧，不能作秀，更不能炫耀（何況還沒有任何可以炫耀的資本）。但人不能沒有精神，不能沒有思想，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個有追求的人，做一個精神燦爛的人。正是“尚可”“尚榮”架構起我人生的座標。尚可，永遠使我有種覺醒和警惕，無論有什麼進步、成績，只是“尚可”而已；尚榮，永遠有一種想像

和追求，無論有什麼進展、作為，只不過是“尚榮”而已。這一發展座標，也許是冥冥之中人生與我的約定以及對我的承諾。我相信名字的積極暗示意義。 二、走這麼久了，才知道現在才是開始 我是一隻起飛很遲的鳥，不敢說“傍晚起飛的貓頭鷹”，也不願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說起飛很遲，是因為61歲退休後才安下心來，真正地讀一點書，寫一點小東西，在讀書和寫作中，生髮出一點想法，然後把這些想法整理出來，出幾本書，稱作“文叢”。在整理書稿時，突然之間有了一點領悟。 第一點領悟：年齡不是問題，走了那麼久，才知道，原來現在才是開始。人生座標上的那個起點，其實是不確定的，任何一個點都可以成為起點；起點也不是固定的

某一個，而是一個個起點串聯起發展的一條曲線。花甲之年之後，我才開始明晰，又一個起點開始了，真正的起點開始了。這個點，就是退休時，我在心裡默默地說的：我不能太落後。因為退休了，不在崗了，人一般會落後，但不能太落後。不能太落後，就必須把過去的辦公桌，換成今天家裡的那張書桌，書桌告訴我，走了那麼久，坐在書桌前，才正是開始。所以，年齡真的不是問題，起點是自己把握的。 第二點領悟：人生是一首迴旋曲，總是要回到童年這一人生根據地去。小時候，我的功課學得不錯，作文尤其好。那時，我有一個巴望：巴望老師早點發作文本。因為發作文本之前，總是讀一些好作文，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師當作範文；也常聽說，隔壁班的老師也拿我的

作文去讀。每當那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來臨，我會想入非非：總有一天要把作文登在報刊上，尤其是一定要在《新華日報》上刊登一篇文章。童年的憧憬和想像是種潛在的力量。一個人童年時代有沒有一點想入非非，今後的發展還是不同的。和過去的學生聚會，他們也逐漸退休了，有的也快70歲了。每每回憶小學生活，總憶起那時候我讀他們的作文。文叢出了，我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時代。童年，那是我人生的根據地；人總是在迴旋中建構自己的歷史，建構自己的座標，總得為自己鳴唱一曲。 第三點領悟：人的發展既可以規劃又不能規劃，最好的發展是讓自己“非連續發展”。最近我很關注德國教育人類學家博爾諾夫的“非連續”教育理論。博爾諾夫說，人是可以

塑造的，但塑造的觀點即連續性教育理論是不完整的，應當作重要調整和修正，而非連續性教育倒是對人的發展具有根本的意義。我以為，非連續性教育可以遷移到人的非連續性發展上。所謂非連續性發展，是要淡化目的、淡化規劃，是非功利的、非刻意的。我的人生好像用得上非連續發展理論。如果你功利、浮躁、刻意，會讓你產生“目的性顫抖”。人的發展應自然一點，“隨意”一點，對學生的教育亦應如此，最好能讓他們跳出教育的設計，也讓名師的發展跳開一點。只有“尚可”，才會在不滿足感中再向前跨一點。 三、座標上的原點：追尋和追趕 文叢實質上是我的一次回望，回望自己人生發展的大概圖景，回望自己的座標，在座標上講述自己的故事。回望不

是目的，找到那個點才最為重要。我要尋找的是那個座標上的原點，它是核心，是源泉，是出發點，也是回歸點。找到原點，才能架構人生發展的座標，才會有真故事可講。 那個點是什麼呢？它在哪裡呢？ 它在對人生意義的追尋中。我一直堅信這樣的哲學判斷：人是意義的創造者，但人也可以是意義的破壞者。我當然要做意義的創造者。問題是何為意義。我認定的意義是人生的價值，既是個人存在和發展的價值，也是對他人對教育對社會產生的一點影響。而意義有不同的深度，價值也有不同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人生沒有統一的深度和高度，也沒有統一的進度和速度，全在自己努力，不管從什麼時候開始，你努力了，達到自己的高度才重要，把握自己的進度才合

適。而所謂的努力，對我來說就是兩個字：追趕。因為我的起點低，基礎薄弱，非“補課”不可，非追趕不可。其實，追趕不僅是態度，它本身就是一種意義。 我追趕青春的步伐。路上行走，我常常不自覺地追趕年輕人的腳步，從步幅到步頻。開始幾分鐘，能和年輕人保持一致，慢慢地趕不上了。過了幾分鐘，我又找年輕人作對象，去追趕他們的腳步，慢慢地，又落後了。追趕不上，我不遺憾，因為我的價值在於追求。這樣做，只是對自己的要求，是想回到青年時代去，想再做一回年輕人，也是向年輕人學習，是向青春致敬的一種方式。有了青春的步伐，青春的心態，才會有青春的書寫。 我追趕童心。我曾不止一次地引用作家陳祖芬的話：人總是要長大的，但眼睛不

能長大；人總是要變老的，但心不能變老。不長大的眼是童眼，不老的心是童心。童心是可以超越年齡的，只要有童心，就會有童年，就會有創造。我自以為自己有顆不老的童心，喜歡和孩子說話，喜歡和年輕人對話，喜歡看繪本，喜歡想像，喜歡天上雲彩的千變萬化，看到窗前的樹葉飄零了，我會有點傷感。追趕童心，讓我有時激動不已。 我追趕時代的潮流。我不追求時尚，但是我不反對時尚，而且關注時尚。同時，我更關注時代的潮流，課程的，教學的，教育的，兒童的，教師的；經濟的，科技的，社會的，哲學的，文化的。有人請我推薦一本雜誌，我毫不猶豫地推薦《新華文摘》，因為它的綜合性，讓我捕捉到學術發展的前沿資訊。每天我要讀好幾種報紙，報紙

以最快的速度傳遞時代的資訊，我會從中觸摸時代的走向和潮流。讀報並非消遣，而是讓其中一則消息觸動我的神經。 所有的追趕，都是在尋覓人生的意義。人生座標，當是意義座標。意義座標，讓我不要太落後，讓我這只遲飛的鳥在夕陽晚霞中飛翔，至於它落在哪個枝頭，都無所謂。遲飛，並不意味著飛不高飛不遠，只要是有意義的飛翔，都是自己世界中的高度和速度。 四、大胸懷：發展的座標要大些 人生的座標，其實是發展的格局，座標要大，就是格局要大。我家住傅厚崗。傅厚崗曾住過幾位大家——徐悲鴻、傅抱石、林散之，還有李宗仁。我常在他們的故居前駐足，見故屋，如見故人。徐悲鴻說，一個人不能有傲氣，但一定要有傲骨；傅抱石對小女傅益

瑤說，不要做文人，做一個有文化的人，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胸襟培養起來。徐悲鴻、傅抱石的話對我啟發特別大。 我的理解是：大格局來自大胸懷，胸懷大是真正的大；大格局不外在於他人，而是內在于人的心靈。而胸懷與視野聯繫在一起。於是，大視野、大胸懷帶來大格局，大格局才會帶來大一點的智慧，人才能講一點更有內涵、更有分量的故事。這是我真正的心願。 大胸懷下的大格局，是由時間與空間架構成的座標。用博爾諾夫的觀點看，空間常常有個方向：垂直方向、水準方向和點。垂直方向引導我們向上，向天空，向光明；水準方向引導我們向前；點則引導我們要有一個立足點。無論是向上，還是向前，還是選擇一個立足點，都需要努力，都需要付出。而

時間則是人類發展的空間。時間特別引導人應當有明天性。明天性，即未來性，亦即向前性和向上性。所以，實踐與空間構築了人生的座標，這樣的座標是大座標。 五、對未來的慷慨：把一切獻給現在 在這樣的更大座標中，需要我們處理好現實與未來的關係。我非常欣賞這樣的表述：對未來的慷慨，是把所有的一切都獻給現在。其意不難理解：不做好現在哪有什麼未來？因此想要在更大的座標上講述故事，則要從現在開始，只有著力講好今天的故事，才有明天的故事。有一點，我做得還是比較好的：不虛度每一天，讀書、讀報、思考、寫作成為一天的主要生活內容，也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有老朋友對我的評價是：成尚榮不好玩。意思是，我不會打牌，不會釣魚，不

會喝酒，不喜歡遊山玩水。我的確不好玩。但我覺得我還是好玩的。我知道，年紀大了，再不抓緊時間讀點書寫點什麼，真對不起自己，恐怕連“尚可”的水準都達不到。這位老朋友已離世了，我常默默地對他說：請九泉之下，仍繼續諒解、寬容我的不好玩吧。真的，好不好玩在於自己的價值認知和追求。 六、首先做個好人，一個有道德的人 講述的故事不管有多大，有一個十分重要的主題，那就是做個好人。做個好人真不容易。我對好人的定義是：心地善良，有社會良知，謙虛，和氣，平等對人，與人為善，多站在對方的位置上想想。我的主要表現是：學會“讓”。讓，不是軟弱，而是不必計較，不在小問題上計較，不在個人問題上計較。所謂好人，說到底是做個

有道德的人。參與德育課程標準的研討，參與道德與法治教材的審查，參與學生發展核心素養的論證，我最大的體會是：道德是照亮人生之路的光源，人生發展座標首先是道德座標。我信奉林肯的論述：“能力將你帶上峰頂，德行將讓你永駐那兒。”我還沒登上峰頂，但是道德將成為一種攀登的力量和永駐的力量。我也信奉，智慧首先是道德，一如亞里斯多德所言，智慧就是就那些對人類有益的或有害的事採取行動的伴隨著理性的真實的能力狀態。我又信奉，所謂的退、讓，實質上是進步，一如插秧歌：“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我還信奉，有分寸感就不會貪，有意志力就不怕，有責任心就不懶，有自控力就不亂。而分寸感

、意志力、責任心、自控力無不與道德有關。 在更大的座標上講述故事，是一個反思、梳理、提升的過程，學者稱之為“重撰”中的深加工。文叢試圖對以往的觀點、看法作個梳理，使之條理化、結構化，得以提升與躍遷。如果作一些概括的話，至少有三點體會。其一，心裡有個視角，即“心視角”。心視角，用心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心視角有多大，座標就可能有多大；心視角有多高，座標就可能有多高。於是，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對任何觀點對任何現象的分析、認識看高不看低，往深處本質上去看，往立意和價值上去看。看高就是一種昇華。其二，腦子裡有個思想的輪子。思想讓人站立起來，讓人動起來、活起來，人的全部尊嚴在於思想。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來

自哲學，來自文學，來自經典著作。我當然相信實踐出真知，但是實踐不與理論相結合，是出不了思想的。思想好比輪子，推著行動走。倘若文章裡沒有思想，寫得再華麗都不是好文章。我常常努力地讓思想的輪子轉動起來。發展座標是用思想充實起來、支撐起來的。其三，從這扇門到那扇門，打開一個新的天地。讀書時，我常有種想像，我把這種閱讀稱作“猜想性閱讀”。這樣的閱讀會豐富自己原有的認知框架，甚至可以改變自己原有的認知框架。寫作則是從這扇門到那扇門，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由淺及深，是新的門窗的洞開。 七、把座標打開：把人、文化，把教育的關注點、研究點標在座標上 更寬廣的視野，更豐富的心視角，必然讓座標向教育、向生活、向

世界打開。打開的座標才可能是更大的座標。我對專業的理解，不囿於學科，也不囿於課程，而要在人的問題上，在文化的問題上，在教育改革、發展的一些大問題上有些深度的闡釋和建構，這樣的專業是大專業。由此，對教師的專業發展我曾提出“第一專業”的命題。對教師專業發展如此，對教育科研工作者也應有這樣的理解與要求。基於這樣的認識，文叢從八個方面梳理、表達了我這十多年對有關問題思考、研究的觀點：兒童立場、教師發展、道德、課程、教學、語文、教學流派以及核心素養。我心裡十分清楚：涉及面多了，研究的專題不聚焦，研究的精力不集中，在深度上、在學術的含量上達不到應有的要求。不過，我又以為，教育科研者視野開闊一點，視點多一點

，並不是壞事，倒是讓自己在多樣性的認知與比較中，對某一個問題發現了不同的側面，讓問題立起來，觀察得全面一些，也深入一些。同時，研究風格的多樣化，也體現在研究的方向和價值上。 座標打開，離不開思維方式和打開方式。我很認同“遮詮法”。遮詮法是佛教思維方式。遮，即質疑、否定；詮，即詮釋、說明。遮不是目的，詮才是目的；但是沒有遮，便沒有深度、獨特的詮；反過來，詮讓遮有了更充足的理由。由遮到詮是思維方式，也是打開、展開的方式。 遮詮法只是我認同並運用的一種方式，我運用得比較多的是“賞詮法”。所謂賞，是肯定、認同、讚賞。我始終認為，質疑、批評、批判，是認識問題的方式，是指導別人的方式，而肯定、認同、讚

賞同樣是認識問題的方式，同樣是指導別人的方式，因為肯定、認同、讚賞，不僅讓別人增強自信，而且知道哪些是認識深刻、把握準確、表達清晰的，需要保持，需要將其放大，爭取做得更好。對別人的指導應如此，對自己的學習和研究也應這樣。這樣的態度是打開的，座標也是打開的。打開座標，研究才會有新視野和新格局。 打開，固然可以深入，但真心的深入應是這一句話：“根索水而入土，葉追日而上天。”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向上飛揚，向下沉潛。要向上，還要向下，首先是“立起身來”。原來，所有的座標裡，都應有個人，這個人是站立起來的。這樣的座標才是更大的座標。 八、打開感性之眼，開啟寫作之窗 不少人，包括老師，包括雜誌編輯，也

包括一些專家學者，認為我的寫作是有風格的，有人曾開玩笑地說：這是成氏風格。 風格是人的影子，其意是人的個性使然，其意還在風格任人去評說。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寫作風格究竟是什麼，只知道，那些文字是從我的心裡流淌出來的，大概真實、自然與詩意，是我的風格。 不管風格不風格，有一點我是認同的，而且也是在努力踐行的，那就是相信黑格爾對美的定義：美是用感性表達理念和理性。黑格爾的話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感悟”，以及宗白華《美學散步》中的“直覺把握”是相同的，相通的。所以，我認為，寫作首先是打開感性之眼，運用自己的直覺把握。我自覺而又不自覺地堅持了這一點。每次寫作，總覺得自己的心靈又敞開了一次，又自由呼吸了一次

，似乎是沿著一斜坡向上起飛、飛翔。心靈的自由才是最佳的寫作狀態，最適宜的寫作風格。 當然也有人曾批評我的這一寫作風格，認為過於詩意，也“帶壞”了一些教師。我沒有過多地去想，也沒有和別人去辯論。問題出在對“詩意”的理解存在偏差。寫作是個性化的創造，不必去過慮別人的議論。我堅持下來了，而且心裡很踏實。 九、講述故事應當有一個豐富的工具箱 工具的使用與創造，讓人獲得了解放，對工具的使用與創造已成為現代人的核心素養。 講述故事也需要工具，不只是一種工具，而且要有一個工具箱。我的工具箱裡有不少的工具。一是書籍。正如博爾赫斯所說的，書籍是人類創造的偉大工具。書籍這一工具，讓我的心靈有了一次又一次騰

飛的機會。二是藝術。藝術是哲學的工具。憑藉藝術這一工具我走向哲學的閱讀和思考。長期以來，我對藝術作品及其表演非常關注。曾記得，讀師範時，我有過編寫電影作品的欲望，並很衝動。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好笑，又非常欣慰。因為我那電影夢，已轉向對哲學、倫理學的關注了。三是課程。從目的與手段的關係看，課程是手段、是工具。課程這一透鏡，透析、透射出許多深刻的意蘊。四是教科書。我作為審查委員，對教材進行審查時，不是審查教材本身，而是去發現教材深處的人——教材是不是為人服務的。工具箱，提供了操作的工具，而工具的使用，以及使用中生成的想像，常常幫助我去編織和講述故事。 十、故事讓時間人格化，我要繼續講下去 故事可

以提供一個可供分享的世界。不過，我的目的，不只在與世界分享，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故事讓時間人格化，讓自己的時間人格化。講述故事，是對過去的回憶，而回憶時，是在梳理自己的感受，梳理自己人格完善的境脈。相信故事，相信時間，相信自己的人生座標。 我會去豐富自己的人生座標，在更大的座標上，繼續講述自己的故事。 2017年1月15日

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

為了解決赫彩補課的問題，作者康正果 這樣論述：

　　民族主義、民國世代、國共鬥爭、兩岸統獨　　一波波的政治狂瀾　　牽動著百年中國社會變遷的命脈　　本書詮釋了百年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議題　　也重審了中國現代史的意義 　　文化譜系是百年中國社會變遷的命脈，作者透過六大議題，對中國百年來的文化譜系作了初步的梳理： 　　文化譜系是百年中國社會的命脈，本書透過六大議題，對近代激進民粹思潮顛倒扭曲的價值序列作出了初步的梳理和矯正： 　　一為痛訴暴力土地革命貽害，辨析脫貧與致富的悖謬；　　二為細說兩岸統獨是非，審視從威權到民主的經驗教訓；　　三為探源民族主義真諦，揭示極權政體的精神焦慮；　　四為縱論民國世代風貌，發掘走向共和的民德資源；　　五為重建民族記

憶，呼喚歷史觀的根本轉變；　　六為構建人文精神光譜，薈萃民國人物的風神精彩。 作者簡介 康正果 　　美國耶魯大學中文教師。已出版的著作有《風騷與艷情》、《重審風月鑑》、《交織的邊緣》、《鹿夢》、《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和《肉像與紙韻》等。 導言：從價值轉換到歷史還原 一、脫貧與致富的悖謬──誰製造了三農問題？向普通讀者說「三農」從官語到熱門話題尋找深遠的禍根階級鬥爭論的歷史謬說租佃制及中國農業的困境孫中山的土改構想《中國農民》及早期農運的激進思潮始作俑者毛澤東蘇區土改是暴力掠奪之源又殺牛又擠牛奶翻身與惡力的召喚地主做了沉默的羔羊惡因真能結出善果嗎？台灣土改：一個可資對比的參照窮有窮惡剝奪

的升級：兼併富農和中農合作化真正的經濟目的是什麼？合作社的變質民間社會的徹底破壞終於允許致富了暗修補，不認錯曹錦清與李昌平總理可不相信眼淚黨—國體制涮了農民瞻望未來的鄉紳走向富善的前景 二、1945年以來台灣的文化譜系──一個大陸人的海外觀小引從施明德的台灣被佔領史說起從鄭鴻生的祖輩和父輩看兩代台灣人的情結從彭清靠的不屑感看台灣人的光復情重述「二二八」：譜系分析的(金勾)沉譜系溯源：「外來政權」是怎麼來的？對抗文化和價值顛覆「白色恐怖」探源龍應台：感動與認同的消費反共時代的重新中國化從選戰悲情到暴力邊緣中華民國的反諷：從拒不承認到不被承認轉型正義辯台灣的歷史地理困境結語：毀滅還是新生？ 三、中

國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致海內外愛國華人小引民族╱國家主義溯源天朝心態 vs. 貿易擴張從排滿到國民革命民族/國家主義的路線及中共的反動抗戰：國共美蘇的歧途走向孤立的黨天下崛起中的蹣跚餘論 四、一個血性思者的質文熔煉——閱讀周劍岐發現周劍岐：一個網上讀—寫時代的開始從讀書到讀人血性之根父輩經驗及其民國世代的重構關於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革命為中國的左症診脈民德與江湖血性在左症與群氓之間：顛覆/倒錯/物化平庸惡與三鬼影展望：民德自新三大波餘論 五、史海神探，檮杌克星——胡志偉及其重審現代史的編著小引從尋找鄭義說起少小入獄老大回賣文修史到香江「戰犯」列傳定褒貶兩把刷子 刷新汗青文字偵緝 筆打不平追蹤

第三勢力　嘔心翻譯工程餘論 六、從傳統到現代的悲愴變奏——漫議李劼的歷史敘述和人文關懷一個上海本地人的底氣深重的文化失樂園情懷獨特的晚近歷史觀對比分明的文化精神光譜 導言 從價值轉換到歷史還原 一　　本書所收六篇長文大多數寫於我那本自傳──《我的反動自述》──出版之後，各篇文章的寫作動因及其論題的側重雖各有不同，但對於「如何詮釋百年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這一中心議題則關注始終，並以遞進展開的走勢在各篇間構成了一定的連貫和交響的呼應。用「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來命名這本文集，自信還算切合內容而突出要點，儘管它印上封面擺到書店裡未必特別搶眼。 　　2011年即將到來，兩岸當局都在為迎接那可慶賀的一百

週年做各自的準備。媒體上最近已就此展開政治造勢的熱議，文化市場為製造賣點也有了相應的動作。面對此「百年中國」話題的眾聲喧囂，再環顧身邊的老少中青，出生於四十年代的我不由撫今追昔，紛雜的思緒中驟然有一種生命和歲月的季節感溢於情懷。正如春有春的氣韻，秋有秋的風味，不同年代的人群都具有各自特殊的代徵。四十年代的中國之命運曾充滿希望的曙光，但後來卻逐步被導向了致命的歧途。我不遲不早，正在此由希望轉向危機的關頭來到了人世。我說它「不遲」，是強調我至今還記得大陸未被「解放」時某些溫馨的情景，即使在已進入「新社會」的最初幾年，民國世代的氣韻還殘存於當時的日常生活，也體現在很多親屬長輩的身上。又說它「不早」，

則是慶幸我不像父祖輩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在他們於土改、反右等運動中頻遭衝擊的日子裡，我因年齡尚小，不只幸免於那一波波政治狂瀾的攪擾，且有機會在祖父的花園內靜心讀書，趕在文革大破四舊前，及時博覽了家藏的經史子集和民國年代出版的不少名著。好比是黑暗酷寒降臨前一霎溫煦的晚照沐浴了我的身心，讓我在精神貯備上得到了足夠自強的充電，以致我後來雖被打成反動分子，長期被迫勞動改造，但在我心裡，卻並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也從未真心接受那強加的改造。就我當初的年齡和水平來說，我那個「思想反動」，哪談得上有什麼明確的政治觀點和獨特的思想，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不過是我這類天性的人在當時的情勢下很容易招惹的一種罪過，是由於

我比其他人更固守一己之區區喜好，因而不可避免地與黨天下主流趨勢發生了不幸的碰撞。幾年前，《我的反動自述》在海外出版，每當與讀者談話時被問及我那個「反動」的內涵，我常以「性情反動」的自我界定作答。 　　性情反動的人喜不喜歡什麼，乃發自他的內心感受，而非取決於利害的權衡。他不會為表現積極，追求入黨而把自己明明認為的「是」說成黨所判定的「非」，把自己心悅的「好」說成黨所誣衊的「壞」。是非好壞之辨，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向來都屬於良知和常理的範疇，是普通人無需置疑的做人準則。但在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事情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顛倒。之所以會有那麼多人一批批被揪鬥、監禁，甚或殺害，就因為武力奪權的中共集團硬要

把良知和常理認為的「是」和「好」橫加上「封建」或「資產階級」等一系列屬於反動的罪名，從而方便地扣在需要批判和打倒的敵人頭上。很多依然行其所是而流露其所好的人便在那顛倒黑白的風暴中遭到迫害，從身心受損直到枉送掉性命。而更多的人則於大勢所趨下或被迫作為，或積極表態，在互相欺瞞中捲入一場場政治運動。我頗感幸運的是，顛簸造次中基本上還算保持了我那個性情反動的本色，直到六四後舉家移居到美國，在拉遠的距離外回顧走過的道路，才對我硬挺著走出來的世界漸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 　　倘若說我所秉持的性情反動是我的父母、家世和那個出生年代給予我身心發展的人格遺澤，是我個人情意結構的硬核，是我在撰述自傳過程中體悟到的生

命根基，那如今我進而要對百年中國的曲折歷程作此一譜系敘述的嘗試，便可說是從個人經驗出發，帶著我充沛的感性深入到國家民族命脈的系絡中辨別是非曲直，去努力糾正被顛倒的價值序列了。 　　是非好壞的判斷本植根於價值序列的構成，人們喜歡或不喜歡、認同或不認同的事物之可被喜歡或不被喜歡、值得認同或不值得認同，不只固有其客觀存在的高低優劣之分，同時也與不同的人自身質地的高低優劣之分存在著一定的對應和聯係。常言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然而不仁不智者不惟無視於仁和智，且會在更多的情況下趨同不仁不智的事物。由此可見，越是高等的價值，越不易感受識別，越少有人直覺到它的可貴，反而是較低層次的價值常容易為更多的人賞識和

接受。這樣看來，由通俗或庸俗向低俗惡俗的下降也就只差一兩個臺階。我這樣來描述價值序列的結構，並無一味崇「高」和專斷貶「低」的用意，價值序列所顯示的只是高低的等差及其排列，連帶著各行其是的運動。這一差別的普遍存在與自由、民主、平等之類的現代觀念並無對抗性的矛盾，只要它處於各安其位，各正性命的穩定狀態。在傳統社會中，陽春白雪不管多麼曲高和寡，下里巴人不管多麼粉絲眾多，也不曾有人站出來煽動群眾，號召他們用暴力顛倒兩者的位置，更不至於給前者扣上「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帽子，給後者戴上「人民大眾文藝」的桂冠。這種連不同層次的品味也被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始於中共所倡導的階級鬥爭，自從鬧土地革命起，他們便以窮

人翻身作號召，開始在中國社會的根基上打眼放炮，最終炸翻了固有的價值序列。 二　　這種顛覆價值序列的方式讓我想到了尼采在《論道德的譜系》一書中對「善」與「惡」、「好」與「壞」兩組道德觀念追根溯源的討論，以及對弱者的怨恨心理所作的病理分析。與古代中國的世家大族重門第修家譜的傳統相類似，在古代西方社會中，譜系或譜系學（genealogy）所關注的乃是領主和貴族的血統和家世，通過確立代表譜系的家徽，可以顯示合法的財產和權勢。是尼采最先借用譜系學這一追根溯源的方法，對當時流行的道德觀念展開顛覆性的批判，建立了革命性的價值理論。按照尼采的說法，「好」與「壞」的觀念屬於主人道德，蓋指主人對自身的良好感覺，是

他們對自己的強力意志之肯定。這種以第一人稱自居的心態使主人享有了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相對而言，「壞」只是自我肯定的主人對奴僕居高臨下，保持距離的俯視眼光。對主人來說，「壞」屬於被排除在外的範圍，是他自我肯定的光圈外無關緊要的陰影，而真正值得重視的乃是，要保持體面的身份，他必須通過充分發揮個體的生命力來維繫自己的良好感覺。因此，在他的眼中只有競爭的對手，並無可恨的敵人。對手間只存在強力的較量，即使你身為統治者，也需在較量中砥礪志氣，磨練人格。一旦在格鬥中失敗，便只有放下架子接受教訓，承認對方的勝利。在這一性質的競爭中只有高低之分，並無什麼對錯可言。毋庸否認，尼采對主人道德的陳述在後來一直引起不同

的質疑和非議，這裡無暇涉及那些枝節問題。我在此對他的部分說法特作發揮，並無意求諸歷史的實證，而是要藉以描摹一種不局限於階級劃分的人格狀態，突出其普遍存在的，並非為某一特定階層所獨有的血性倫理價值。 　　與主人的自我肯定正好相反，奴僕必須通過他人來界定自己。主人的那個「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奴僕則渴求投機和變天。他因對主人心懷羡妒而滋生了怨恨情緒，尼采稱其為ressentiment，即一種因缺乏強力而壓抑自己所產生的負面反應，一種情感的消化不良症慪成的有害酸氣。奴僕的貧困感不只緣於自己的貧窮，更使他難堪的是與主人相比，他深感自己太窮。主人因此而成為他打心底仇視的對象。但又由於他深知自己無力打倒

主人，便只好在意念上把主人當作敵人，在一邊詛咒其「邪惡」的同時，一邊把自己設想成受苦受難的「好人」。這樣一來，對方被說得越邪惡，他自己就相應地顯得更美好了。由此可見，對比主人的重對手而無敵人，奴僕則需通過樹敵以立己，且本能地懷有醜化敵人的強烈傾向。必須指出，讀了尼采所描述的奴隸狀態，實不必硬拿去與古希臘羅馬存在過的奴隸制掛鉤。就我的讀者反應來說，還是更傾向從廣義的和比喻性的含義上理解其中的道理。比如說，任何人一旦遭遇貧窮、無力、低賤、被剝奪、受難、病痛和醜陋等不幸，就很容易失去自我肯定的強力，以至精神上受到奴役的創傷。這樣的情境人世上隨處皆有，不管誰都有陷入的可能。由此而滋生的怨恨也一直都存在

著，並在不同的程度上對有關的人群及其生活產生毒化的作用。但那一切只是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現象，僅在局部的和個別的範圍內自生自滅。不幸在精神奴役創傷無比深重的苦難中國，隨著中共掀起的階級鬥爭星火燎原，愈演愈烈，日常生活性質的怨恨才被全面引爆，裂變出前所未有的破壞力量。 三　　關於這種怨恨發生的恐怖連環爆，可從本書首篇討論三農問題的文章說起。三農問題的成為熱門話題，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它此後一直在持續惡化，迄今未從根子上得到解決。我自2001年冬開始接觸這方面的材料，便從我曾經落戶農村的感受出發，把聯產承包制以及鄉鎮弊政的當前危機置於中共農村政策和農業路線的脈絡中作尋根究底的考察。當時雖未有意運用

上述的譜系探源方法，但就我父母兩家雙料地主成分的家庭背景和我在農村接觸父老鄉親的經驗而言，我很早就對黃世仁、周扒皮之類醜化地主形象的電影和小說懷有直覺的反感。與其說那是我作為「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對共產黨鬧革命的仇視，不如說是我對革命的反現實主義虛假美學自發的本能抵制。我的「思想反動」其實始於我在表達方式和審美趣味上與中共及其庸眾的尖銳對立。有關土改中的暴力和罪行，雖然都是從近年來不斷公佈的材料中瞭解到的，但早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從我身邊很多可親可敬的地主活人身上，我已感性地確認了他們與文藝宣傳上那類刻板的地主形象迥然不同。對誇大性污衊他們的宣傳，我自發地保持著漠視的距離。

諷刺的是，回憶我在農村落戶多年的經歷，我發現，反倒是貧下中農的積極分子中，尤其是生產隊的大小幹部中，卑劣粗俗者竟然為數不少。由此也可見，中國農民，無論是富還是貧，大體上還是以淳厚勤勞者居多，樂於分他人財產和甘心寄生在人民公社化制度上的劣質農民，顯然只佔極少數。甚至可以說，就連那一部分少數，也多是中共階級鬥爭的風浪中增生出來的渣滓。如果說現代農民的素質已呈現出劣化的趨勢，那也只能說是三農問題日益嚴重的結果。因此我認為，討論當前的三農問題，不能簡單地就事論事，只局限於當前造成諸多問題的語境，而應上溯到公社化以及土改的倒行逆施中檢討其根源，追究始作俑者的罪責。毛澤東路線所導致的現代化歧途也不應只從反

右算起，實際上自新中國建立開展土改運動，三農就被導上歪路。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村社會的經濟文化長期落後，到底是不是地富對貧僱農的剝削造成的？經過研究和對比，有充分的數據和事實證明，是土地資產不能轉為工商資本，農村的剩餘勞力無法轉入非農業生產的瓶頸導致了普遍的貧窮和長期的落後，由此引發了貧富之間的衝突。這一矛盾本可通過發展現代化經濟，在農村實行和平的社會改革來逐步解決，但在大革命的二十年代，中共為乘勢壯大武裝奪權的力量，竟盲目在南方的局部地區首先發動土地革命，結果激化了本可以緩和的衝突，導致了國共長期的互相殘殺。 中共的不少領導人均出身地富家庭，包括毛澤東在內，他們這些地富子弟為什麼甘

願背棄家庭，熱心領導窮苦農民去搞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讓我們再回到尼采的道德批判。尼采批判基督教道德，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針對著當時歐洲流行的利他主義（altruism）學說。批判利他主義，並不意味著尼采完全排斥現實生活中普通人利他的行為和態度，他的批判立場基於他對人類正當的利己心之捍衛，他極為不滿的是那些通過宣揚利他主義理論來充當教義監護的激進者所作出的高調姿態，及其偏重後果的功利主義取向。他認為這種過分抬高他人重要性的取向一旦過頭，必然貶低個人的價值，阻撓個人的充分發展，促成集體主義的膨脹，最終致導致人群的劣化。蘭德（Ayn Rand）有幾句話可為尼采的不滿和擔憂作一生動的解釋。她說： 　　應不

應該給乞丐一個硬幣並不是問題。問題是假若你沒給出這個硬幣，你是否還有權活在世上，問題是你是否要沒完沒了地施捨硬幣給不斷向你伸手的乞丐，問題是你得拿自己的生命和存在的道德目的抵押他人的需要。難道人必須成為自我犧牲的動物？每一個自尊的人都會回答「不」，而利他主義者卻說「是」。 　　尼采和蘭德抨擊的利他主義思潮未必與中共的土地革命有直接的聯係，但正是挺起了類似的教義監護人高調姿態，手握了剝奪他人財產的正義旗號，早期共產黨中投入農運的激進分子硬是把紅色的打富濟貧奉為救助勞苦大眾的崇高使命。須知，在那個讀書人仕進無路的時代，革命其實也是一種新興的職業，參加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為某些無業的文化青年提供

頗為理想的出路。革命固然不是請客吃飯，但不可否認，大量的革命者都是到革命隊伍中謀飯碗的。接下來的問題是，一時間組織起成千上萬人的紅軍隊伍，軍糧、軍費以及整個革命團體的總開支從何而來？瑞金的蘇維埃政府又沒有財政收入，到底有哪個利他主義的個人或團體曾捐獻錢財資助過紅軍？ 　　翻檢記錄當年蘇區真實情況的材料，特別是曾任紅軍高級將領的龔楚回憶錄，我才發現，原來打土豪分田地並非救濟窮人的利他活動，其真實的和現實的目的是從富人家中搶到糧食和錢財，用來養活紅軍的隊伍和草創中的蘇維埃政府。而大量入夥的紅軍士兵，則來自本應轉向非農業生產，卻因經濟凋敝而無處可去的農村剩餘勞力。中共這支小米加步槍的武力之得以日益壯

大，其強力意志的資源汲取了被昇級的窮人怨恨，其人力資源主要來自未能妥善轉化的農村剩餘勞力。兩股資源的低劣質地決定了其蠢動的盲目性和浪費性，革命於是被說成一場燃燒怨恨的烈火，它消耗了大量的過剩人口，最終也破壞了本來已很凋敝的農村經濟。紅軍的武裝鬥爭還另有一至關重要的國際資源，它來自布爾什維克的蘇聯。正是從那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紅軍獲取意識形態和物資上的補給，照搬回黨和軍隊的組織形式，並不斷地接受任務，按莫斯科的指令展開種種危險的行動。兩種劣質的本土資源在錯誤的外來導向下就這樣殺入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其富國強兵的衝動和努力固然不容否認，但它的實現過程卻敗壞了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也扭曲了初步引入

的西方文明，造成了低下暴力對現代自由民主價值的野蠻踐踏。 四　　因此，你若真以為中共很民族主義，具有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明確意識，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在〈中國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一文中，我從探源英倫的民族國家之形成及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出發，對民族主義的內涵和要旨稍予梳理，粗略勾畫了它向四方傳播的概況。從一系列無可辯駁的事實可以看出，中共集團在求取幸存的整個過程中，其所作所為不只一點也不民族主義，且有損於國家利益，拖累了民族的新生。但中共善於利用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而那情緒也正好具備供其長期寄生的條件，因此中共才得以從中激發出打擊敵對一方的動力，一步步壯大了自己的聲勢。 　　中國的民族主義焦

慮源於國人的他者心態，一種用別人的眼光看自己，把自己視為他人的心態。未受西方衝擊的中華帝國一直以天朝自居，你不管認為它多麼落後和專制，它畢竟持有自我肯定的民族元氣。及至晚清屢受列強侵淩，國力衰弱的事實終於使國人──特別是知識人──在西方文明的鏡子中照出了自己很不起眼的影像。那就是國家貧弱和國民愚昧的形象，一種用外來標準自己把自己定格成「他者」的形象。中國人失去了文化自信，開始把國家的貧弱歸罪於中華傳統。這一他者心態的文化論述首先為中共打倒封建地主和一切舊權威的暴民導向提供了順理成章的口實。對比日本較為成功的現代化經驗，我們不難發現，在保持傳統價值序列的情況下向現代社會轉型，不但有益於社會的穩定

和民族元氣的維護，且易於有效地吸納和融合自主引入的西方價值。不幸在中國，他者心態泛濫成災，隨著傳統的價值序列在暴力革命中遭到破壞，底層的粗暴力量隨即以沉渣泛起之勢佔據上風，湧入權力中心。 　　這一價值顛倒的過程分三個階段完成。其一，通過內戰的獲勝，中共武力奪取政權，顛覆了上承辛亥革命的民國價值，截斷了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正道。其二，通過反右，將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群體踏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腳下，背棄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將辛亥、五四、抗戰幾代精英人物摧殘殆盡，扼殺了共和國真正實現「共和」的生機。在評論李劼的文章──〈從傳統到現代的悲愴變奏〉──中，我特別提到林昭的同學李雪芹談及林昭的一幕，李雪芹所說的那

段話再明顯不過地顯示，來自農村的女學生初入高等學府，乍一面對資產階級情調的民國女子，其微妙的心理所聯係的政治判斷：她這一邊私下那樣豔羨，但另一邊轉臉便換上不以為然的面孔。毛澤東其實就是一個拔高放大貼金塗彩的李雪芹，而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受難，就是林昭個案漫無邊際的擴散和株連。反右後的大陸社會儘管已一片肅殺，但民國畢竟上承中華數千年文明傳統，趕走國民黨政府，批臭資產階右派，並不等於就徹底消除了舊社會在新社會深遠的影響。李雪芹一類人物盡可以通過入團入黨在政治和權位上提昇身價，卻無法以他們的是非好惡扭轉普通人的是非好惡，甚至連自己的是非好惡都難以踏實放心地把握。所謂「階級鬥爭處處有」的那個焦點就膠

結在這裡：粗鄙低下者是號稱當家作主了，但「外行領導內行」的他們仍不具備自我肯定的良好感覺，仍需沿襲奴僕界定自己的方式來加固他們做主人的姿態。他們之所以在價值的確認上不惜採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舊」的運動方式，是因為他們必須通過全面否定的方式從物質上，甚至人體上毀壞消滅了讓他們感到壓抑的價值，才得以肯定他們那個並不具備實質內容的無產階級文化。第三個階段的文化大革命就這樣在毛澤東的一再鼓動下全面引爆。對毛本人來說，更重要的是，要用被動員起來的紅衛兵怨憤暴力趁勢打倒黨內一大批使他產生李雪芹那種不適感的人物。毛所顧忌的那些老人，借用陳丹青的說法，多屬於共產黨人為的「民國範兒」。長期以來，面對他們獨

當一面的領導能力，對比他們的品位和風範，毛澤東有時候難免爽然自失，致使他一種相形見絀的困窘如芒刺在背。由此可見，價值序列的客觀存在及其與主體人格的對應和聯係多麼形影相隨而難以僭越，即使位尊如毛澤東者，戴上了黨國的皇冠，仍無法祛除那個妨礙他充分肯定自己的沐猴陰影。僭越的罪過必帶來自戕的災難，毛澤東在黨的九大上躍居頂峰的那一刻，即已開始了紅太陽的隕落。 　　綜上所述，中共的種種作為，實在是既不國家，也不民族的！這個集團自稱以民富國強為己任，所積累的富如今已相當可觀，但卻更多地富到共黨一族身上，所鍛造的強也不可小覷，但都最大限度地集中於對內專政機器的強化，至今尚未能有效地武裝起一個崛起的大國應具備的

強大國防。六十來年的發展，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到的和自誇的實在還有很大的差距，僅從這一點來評價，就不符合英倫民族主義增強國民財富的經典內涵。至於要檢討中共在民族主義作為上對外的表現，對比一下同樣是極權專制的蘇俄在維護領土完整和衛國戰爭上的赫赫武功，再查一查中共與蘇共合作過程中就國家利益上所作的交易，中共還有臉談什麼愛國和主權！能暫免於賣國主義罪責的起訴，就是他們很僥幸的現狀了。 五　　在評論胡志偉、李劼和周劍岐三位作者論著的文章中，我除了繼續揭示中共在百年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道路上所導引的歧途及其惡果，更重點討論了三位作者的論述所突出的民國價值，評述他們如何通過價值觀的矯正，洗刷了中共抹

黑已久的歷史真相。 　　胡志偉是一位深具民國情懷的作者，多年以來，他勤奮致力現代史研究，編著了很多有關國共鬥爭史的通俗讀物。直到胡志偉那些揭示歷史真相的書籍陸續在海外暢銷的日子，大陸民眾還很少知道，抗日戰爭的勝利，對國民政府和中共集團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和後果。後者因此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贏得勝利之後，立即面臨維持戰後殘局的嚴重危機。但前者卻在國軍浴血奮戰期間，抓機會鑽空子發展壯大了兵力，進而趁勢將政府的危機推向絕境，最後打贏了內戰。國民政府不管為贏得抗戰勝利付出了多麼慘重的代價，遷台後都只好作為打斷的牙齒吞入肚子，蔣介石忙於鞏固他在那裡的外來政權，中華民國在大陸的那段經歷，此後便成為有所忌諱

的痛史而很少提說。但對摘取了桃子的中共來說，卻正逢勝利者編寫歷史的大好年月，在政府統一頒發的歷史課本上，從未參加一場大會戰的中共至今仍被頌揚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包括我這樣「思想反動」的人物，移居美國多年，對於誰打了抗戰誰基本上沒打的史實，也與幾乎所有的大陸民眾一樣因缺乏瞭解而稀里糊塗。這的確是一個可悲的反諷，在大量的海外大陸移民中，不管是反共的還是不反共的，我發現，由於長期接受學校的黨化教育，每論及有關國共兩黨的歷史問題，常顯得是非混淆而觀念模糊，仍囿於黨史所灌輸的說法。近年來，我的寫作內容之所以轉向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在很大的程度上即出於排解此類困惑的求知衝動。我本是中文系出身，興趣和專長

多限於文學研究和批評，近年來轉向現代史方面的閱讀和寫作，就是要以個人在黨化教育歷史觀上的突破來帶動更多讀者的突破。對我這樣一個常在網絡上發表文章的作者來說，提高價值識別的水平，構建正確的歷史觀，自然要比埋頭學院的學術研究更刺激，更富挑戰，也更貼近一個走向晚年的生命在知性上的熔煉。在我閱讀補課的大量書籍中，就有胡志偉正面書寫國軍抗戰功績和揭穿中共黨史謊言的幾本讀物。 　　華夏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可謂一史的文明，自古以來，史書的編寫和傳閱始終發揮著政治倫理的警戒作用。每一代新朝都有責任為前朝修史，不管那個滅亡的前朝有過多大的罪過，修史者都須嚴守古今一致的褒貶原則：對於君主的賢明昏聵和臣屬的忠義奸佞，俱

應秉筆直書，持論公允。這裡面仍然是對手與對手較量的關係，勝歸勝，敗歸敗，即使由勝者書寫雙方較量的歷史，也絕不容許顛倒是非，信口雌黃，把髒水全潑向失去話語權的一方。中共最缺德，也最無史德的一點就是違背了這一嚴正的修史傳統，長期以來，全靠他們那一整套歪曲事實的黨史來維持其「偉光正」的形象。胡志偉則以私修國史為己任的勇氣與中共的偽史針鋒相對，窮追不捨，必欲揭一個底朝天而後快。他採取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做法，以列傳的方式為毛澤東欽點的108名「戰犯」重訂褒貶，恢復了古代「以真偽論人品」，而「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品評標準，重建了被篡改的價值序列。如今，隨著中共偽史工程的日漸剝落，現政權寒磣的過去已越

來越多地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如果說胡志偉最初發表他那些編著的年月，曉得中共沒打抗戰的國人還十分之少，而自五年前世界反法西斯勝利六十週年紀念至今，中共的抗戰空白史便越來越露出貧乏的箱底，其衣不蔽體的窘態已無所逃於天下。今日，凡看過幾部新編抗戰電視劇的大陸觀眾，都對那事情略知其一二，儘管官方還在吃力地維持既定的說法。然而假的就是假的，偽裝終被剝去，連現行歷史課本的編者似乎都不好意思再完全沿用以前那些已騙不過人的假話，在敘述抗戰史的課文內容上因無所適從而只好含糊其辭，一筆帶過，致使課堂上老師可講的現代史內容被刪減得越來越少。最近出了個有名的歷史老師袁騰飛，針對那內容貧乏的課本，他挺起南史氏無畏的胸膛

，把揭穿中共偽史的課堂演講搬上網絡，已通過視頻傳遍了國內外的網友。 　　與胡志偉繼承傳統史學，以編排「忠義譜」和「罪惟錄」的方式重構價值序列的取向不同，李劼以雄健的鋪排創建了他鑑賞文化精英的精神光譜。對於晚清和五四已降的文化人，通行的論述多按思想史或文學史之類的設限分別羅列他們的文本，泛論所表現的思想，然後根據主流意識形態的標準給出個乾巴巴的評定。李劼的精神光譜撇開此類學科分割，拓展出一片融合的視野，從唯文本讀解轉向了人物品鑒，突顯出不同人物在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中所呈現的人文異彩。光彩的亮度與人文環境的自由度總是呈正比的，通過人物之間的對比，李劼讓我們明顯地看到，被稱為舊社會的民國年代之所以群星

璀璨，才俊輩出，是當時那遠較新社會自由的環境養育和包容人才的結果，同時也與那個正在轉向現代的過渡期去古未遠有一定的關係，在很多西化的知識分子身上，或多或少還留存著傳統文人剛毅的風骨和儒雅的氣度。那是一個舊有的價值序列正在吸納新的價值，並開放出文化嫁接之花的年代，文化人的精彩就精彩在那個推陳出新的天真階段。在精神光譜上曾放異彩的文化人中，早死的或出走的一群可謂死得適時或走得幸運，不幸的最是活下來留在新社會跟黨走的愛國學人，他們為建設新中國留下來不走，或從國外趕回來服務，到後來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殘。因此在李劼譜寫的光譜上，1949便成為生死攸關的陰陽交界，在人物的際遇上劃下了明暗對比的一條界線。曾

經發光彩的人物此後都逐漸黯然失色，甚至有不少人為爭取「進步」而甘願改變顏色，像珍珠蛻變成魚目。而特別可悲的是，自四十、五十年代已降長在紅旗下的人群中，好像立秋後長出的嫩苗，再也沒成長出可與老一輩文化人比肩的俊傑。普希金曾慨嘆有才幹的人生活在俄羅斯十分可怕，但即使在那樣可怕的沙皇時代，仍有大詩人普希金輝映文壇，流佈佳話，並活出了一系列俄羅斯大師。兩相比照，對一個既沒養育出新一代文化精英，又扼殺了大量舊一代文化精英的新中國，你又該如何想象和形容它的可怕！ 六　　具有台灣背景和美國經驗的周劍岐在他的博客文集中展現了更為深遠的視野，在本書嘗試譜系敘述的每一步驟中，幾乎都從他的論述得到相關的啟迪。他所勾

繪的民國世代遠非時下那種情趣性的民國懷舊，與李劼的文化失樂園情懷或胡志偉過於黑白分明的翻案取向都有所不同。耐人尋味的是，他的民國論述所作的透視並不靜止於那一段過去，而是穿過它向它連接的傳統延伸下去，探測了從歷史深層流通到後來的東西，包括從先秦的民德歸厚到江湖的血性義烈，直到辛亥、北伐、抗戰的剛毅不悔……歷時與共時交織在一起，從而顯現出一個並不僅僅等於國民黨政府的民國世界，一個從傳統正在自發地長入現代的發育階段，一個古今、新舊、中西和城鄉相混雜的兼容年代。基於他對西方資本主義幾百年發展過程的瞭解，以及他從中洞察到的民主制度形成過程中詭異的辯證關係，他的論述中對中國自由主義論壇空談理論的泛文傾向多

有中肯的批評。他建議熱衷轉述西方經典文本的人士應從英法兩國從帝制到共和經歷的混亂和鬥爭中認清民主制度形成過程的曲折和吊詭，提醒讀者要讀懂資產階級如何為爭取自身的利益而爭鬥出自由文明的果實。就周劍岐本人多年來的閱讀和思考來說，正是帶著他自己獨特的中國問題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感悟到某些可資對照的人物和事件，他然後再回顧所矚目民國世代，才逐漸聚焦到一些具有潛在因素的方面，在地方豪強、富商、鄉紳和所謂的民族資本家等長期以來被否定的階層及其被忽視的作為中，他試圖探求出可能引申到當前的發展線索。 　　因此，周劍岐的民國論述和對中共現代化歧途路線的批判就遠超出那種僅作為反共姿態的泛藍訴求或逢共必反的情

緒性言論，他一再試探和苦心點撥，就是要把他論述的長鏡頭推進到被一度中斷的文化─政治─經濟生命力在改革開放的今日可能還魂新生的穴位上。在「閱讀周劍岐」這篇長文中，我之所以稱他為「血性思者」，就是要突出，一方面他的文化觸角連接著民國的血脈，另一方面，他熟讀西方典籍的頭腦內另有一套識辨價值序列的方法論框架。他放在網上的博客文章之所以讓某些讀者讀起來甚感吃力，是因為他試圖闡 第一章 脫貧與致富的悖謬──誰製造了三農問題？向普通讀者說「三農」去冬以來，報刊網站上常讀到討論三農問題的文章，友人周劍岐與我多次談及此一話題。我因有過農村落戶經驗，提及三農，有感於心而一時難以訴諸口者甚多，躊躇旬月，欲言又

止者再三焉。周君因促我全面研讀相關文字，寫一篇面向普通讀者的文章。周君持論冷峻，深思明辨，常發人之所未發，交談中使我獲益尤深。此文之寫成，實我與周君學問砥礪，思想互動之成果也。寫作過程中，我發現國內外朋友每聽我提及「三農」一詞，多有不知我所云的反應，故不避繁冗淺露，就先從該詞的出籠切入以下的討論。從官語到熱門話題「三農」（農業、農村、農民）一詞本為中共官方用語，常見於各級政府下發的文件，也常傳播於幹部們人云亦云之口。像很多行政套語一樣，其作用不過給相關的政策法令乾巴巴貼上一個歸類的標籤。長期以來，這標籤一直都向下面和外界顯示出黨和政府對農業的重視，對農民疾苦的關懷，以及黨的農村工作中不可否認的

重大成就。當然，所有這些表面文章的效果早已是黨和政府很久以前良好的自我感覺，近年來風衰俗怨，三農方面出了成堆的問題，且越來越多地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上訪的冤民成群結隊，暴力抗議事件接二連三，官員們實在擔心亂了求穩定的大局，這才從他們口中不安地冒出了三農問題之說。而隨後，報刊網站上也就跟著出現了日趨激烈的相關論壇。「三農」這一標籤於是從過去的封條式官語變成了今日公眾群策群議的熱門話題。其中有激起社會公憤的記者報導，有觸目驚心的實地調查，還有個別的普通農民在網上跟貼上去的怨訴，更有鄉鎮幹部站出來為民請命的呼喊……所有的事實都讓聽慣了官方套語的公眾感到失望和吃驚：原來這個靠農民運動起家，且自稱是為貧

苦農民謀福利的執政黨一直都在坑害農民，原來憲法上聲稱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打一開始就把農民壓在最底層！那麽農民到底是怎樣失去了原先屬於他們的土地的？為什麼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三的農村居民一直要受戶口隔離制度的管制？政府既然明知農民的收入微薄之極，何以至今仍未對他們減免高額的稅費徵收？農民都被剝奪了哪些社會保障？而同時他們又遭受了哪些嚴苛的行政束縛？在網上的中國農奴控訴論壇中，諸如此類的問題真是多得難以在此逐條列舉，你若拉出其中的任何一個事例叫那些還記得土改中訴苦大會情景的人看上一眼，其悲慘的情節都足以使他們生出時間倒流的感覺。當年曾以自家成分為榮的貧下中農們恐怕一時還難以想通，這改革開放的好年頭

何以無端罩上了如此濃重的舊社會陰影？受過黨的階級教育的幾代人自然不難從中看出他們熟知的社會不平現象，特別是讀了鄉黨委書記李昌平那本名叫《我向總理說實話》的書，讀到書中村民棄田成群外流的圖景，讀到留在村裏的老人都說這世道再沒有什麼活頭的憤懣，義憤填膺者想必都由不得要慨歎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句老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