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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法政思想的評析

為了解決法律定義的問題，作者洪鎌德 這樣論述：

　　有異於台灣和中國學界致力韋伯宗教社會學，特別是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融通，以及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之闡述，本書考察的焦點為韋伯政治思想的演展和政治社會學的鋪述。尤其是他的國家觀和國家社會學。另外，聚焦於其法律與法律社會學之評析。韋伯把國家視為正當性施行暴力和擁有領土的機構，又把國家視同商社為處理公眾事務的壟斷公權力的機關，這是靜態的國家觀。反之，公權力的運作，無論是內政或外交，均為政治的活動，這是動態的國家觀，也是國家成為國內維穩和國際關係和世界舞台之主角。此書引用的不只有韋伯的原作以及德國學者的闡釋，還把英、美、法等學者最近五十年來有關韋伯學說的評述詳加援用。作者對韋伯

一生的旅行途徑特感興趣，其幼年生長、靑年求學、中晚年講學和政治參與經歷的城市，如柏林、海德堡、佛萊堡、維也納、慕尼黑、布魯塞爾，這些都是作者曾生活和工作過的城市，是故撰寫本書時，提到其平生，更有敬慕親切之感受，是故以本書紀念他百年忌辰也許不無道理。 　　本書作者旅歐十二年，前半求學，後半講學，對歐洲古今政治思想家的學問大力研究。著有黑格爾、馬克思、韋伯的政經學說及俄國文學家屠格涅夫小說和散文之評析，雖達高齡仍撰述不斷，唯願與年輕朋友共享西洋哲思之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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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醫療財團法人房屋稅課徵之研究

為了解決法律定義的問題，作者張峻誠 這樣論述：

具宗教背景之醫療財團法人，適用房屋稅條例的稅捐優惠規範時，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基於稅捐優惠的公益目的，第二種是基於宗教自由的保障。前者，醫療財團法人能符合廣義的慈善，若其餘慈善也達成就適用房屋稅條例；後者，具宗教背景之醫療經濟行為若涉及核心理念就應考量免稅之先例。不論是從解釋函令或是論文案例觀察，都指向了同樣的修法建議，若公益性並沒有達到免徵房屋稅的程度或者具宗教背景之醫療經濟行為涉及宗教核心理念時，如果不適用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以適當減免的方式較現行給予免稅更為適當。

「日本人」的界限：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

為了解決法律定義的問題，作者小熊英二 這樣論述：

國家、民族的界限竟是如此模糊、飄忽，超乎想像的善變！ 中央吞噬地方，還是地方反噬中央？ 帝國擴張帶來的也許並非壯大國家的福音，而是對自身定義的挑戰。   　　日本知名學者小熊英二，透過「檢證近代日本對沖繩、愛努、台灣、朝鮮為主的『政策論述』」，試圖探詢「『日本人』的界限如何被設定」，質問曖昧難釐清的民族與國家界限，直探文化最核心、地域最本質，擘劃出日本與其周邊地區近百年來若即若離、糾纏難解的歷史。   　　小熊英二表示，自19世紀中旬開始，日本帝國擴張的過程並非一以貫之，反而政策相對模糊，其統治下的沖繩、愛努、台灣、朝鮮的定位和人民因而搖擺不定，中央和地方相互映照、拉扯，反覆辯論「何謂日本

、何謂日本人」？指出了1879年以後，日本與周邊地區的辯證中，國家與人民的概念是如何複雜而多層次，並詳細分析各時期的政策、法律、教育方針，呈現出尚待我們明辨、釐清的幽微處，以及這些衝突與融合如何同時影響、挑戰了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的定義。   　　《「日本人」的界限》梳理了以日本為中心，複雜多變的民族、國家面貌，探問日本百年來的殖民政策、國家與人民的本質，釐清近代東亞歷史最難辨難解的一面。

精神障礙者權利發展史及權利保障體系——以CRPD及兩岸實踐之比較為核心

為了解決法律定義的問題，作者江代維 這樣論述：

精神障礙者往往表現爲「意識缺失」和「行爲失控」，具特殊行爲表徵，但仍是人類多樣性之一種形式，法律史上常被剝奪行使權利之資格，能否擁有法律能力也常有疑慮，其僅被視爲慈善對象，所享受者乃人道而非人權，此種歧視與偏見，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格格不入，與現代人權理念存有強烈衝突。精神障礙者是弱勢群體之特殊樣板，瞭解其權利來源與理據有必要回溯歷史。精神障礙者常被視爲「病人」，只能在醫學史料中尋覓蹤跡，故宜從「病人」身份出發，以權利爲線索，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覺醒及發展歷史這條主線，對應醫學和精神醫學發展史，去探尋精神障礙者之歷史處遇及權利地位變遷。沿著精神障礙者權利運動與立法進程這條主線，對應患者權

利運動、「去機構化」和「非住院化」運動、反精神醫學運動，去探尋合力爭取精神障礙者權利之歷程。精神障礙者曾被視爲魔鬼附體而處於「非人」地位，也曾因對病理醫理束手無策而遊離於社會邊緣，處於放逐、隔離和管束狀態，當醫學及精神醫學隨哲學、科技快速發展時，精神障礙者始獲得「病人」地位。文藝復興以降，人道主義目光開始注視精神障礙者，及至大革命及憲政運動興起，其法律地位依然語焉不詳，直至上世紀中期各類權利運動推動人權立法，終取得「人」之法律地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認知身心障礙實現自「醫學模式」向「社會模式」、「人權模式」跨越發展，身心障礙者始脫離「病人」身份，開始由患者權利向平等享有常人基本

權利進階，CRPD成爲權利之集大成者，精神障礙者作爲身心障礙者之一部，CRPD自然也成爲精神障礙者之權利憲章。人類權利發展與歷史經濟社會條件、人文科技發展水準同步對應，但啟蒙思想家對精神障礙者得否享有並行使權利始終含糊不清。CRPD豐富了平等、反歧視觀念，轉而正視精神障礙者與常人之差距，不再強求抽象之平等權，轉而尋求符合精神障礙者特徵和利益需求之實質平等觀，此時才發現「理性人假設」權利觀之狹隘、偏頗，才發現「利益型權利」並非以法律能力爲前提，精神障礙者「無可選擇的權利」與常人「可選擇的權利」同屬權利，須以「輔助決定制」取代「替代決定制」，尋求針對性、支持性保障措施以構建精神障礙者特殊權利體系，

美國憲政實踐也提出「補償性區別對待」與「支持照顧」原則，全新權利觀使得精神障礙者能否行使權利之問題迎刃而解。梳理歷史可發現，歐美社會文化背景才是人權生長之沃土，但精神障礙者權利能否適應東方社會環境甚值得探討，對權利環境進行比較分析更有研究價值。於是選擇中國大陸和臺灣兩個東方文明典型樣本，以CRPD權利體系作爲核心比較指標，從現行法律規範、權利實踐特徵及落實CRPD效果著眼，對兩岸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和法律實施狀況進行比較研究，展現出西方權利理念與東方文明移植融合之具體場景，人格權及醫療權體系、融合教育與支持就業等先進人權觀念也能在儒學文化背景中厚植生根，也寄望研究能對兩岸完善精神障礙者權利體系給

予啟示，以助益兩岸各取所長、相互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