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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人文與民主（余英時經典作品套書，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為了解決國父紀念館英文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獨家特獲授權發表 ‧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完整呈現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出版人顏擇雅特別撰文導讀：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余英時給台灣的最後建言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士、克魯格獎、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 　　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全新編輯校對，絕版經典再現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   　　中國文化與

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二十世紀中國人最感困惑的大問題   　　本書是根據於1983年9月3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的紀錄改寫而成的，是當時《中國時報》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演講系列的一個總結。就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複雜關係，余英時先生從澄清價值系統著手，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右袒，也不做調人，而實事求是、允執厥中地提出了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   　　這本書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來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堪稱是燕許大手筆

、世紀大文章。不僅是余先生本人這方面長久深思熟慮的一個總結，為此下的種種思辨開啟了一條通途大道，誠可謂繼往開來、承先啟後，佔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價值至為重大。無論是從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反省的脈絡來看，或是從當前台灣政治與文化脈絡來看，都是一部極具價值意義的作品。   　　余英時先生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系統都有其整體性及歷史性；「文化」應被當作是成套的行為系統，並以價值系統為中心而展開。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他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做一個全面性的回顧以後，又從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對自我的態度、人對生死的看法等四個角度進

一步分析：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在這四個文化領域裡的具體表現。余先生在這本書裡採取整體性觀點和比較視野，從大處著眼，扣緊價值系統作為文化的核心，凸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接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最重要的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 　　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 　　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

　　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本書收入余英時先生在1980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

」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

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余英時先生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人文與民主》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給台灣的最後建言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 　　──從科學民主到人文

民主   　　本書主題是「人文與民主」，包括三個單元：一、「人文研究篇」，二、「民主篇」和三、「思想篇」，選萃余英時先生關於人文與民主議題的三篇未發表講演文稿，以及七篇舊作，〈「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為最新寫就論文，「可以說是同一旨趣的不同發揮。」余先生很早就關注華人社會的人文研究發展，1984年與已故的吳大猷先生討論人文與科學的發展時，已預見台灣社會中科學當令、功利取向的長程發展隱憂。兩位先生皆認為當時社會的進步集中在外在環境，個人的內向開發卻被遺忘了，於是產生很多道德、心理方面的問題。書中〈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和〈「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兩篇講詞偏重討論所謂「人文研究」，在中國的思

想脈絡下，究竟何所指，這與「人文與民主」這一主題是互相照應的。 　 　　本書以「人文與民主」為題還有一層更深的用意，即針對「五四」以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而提出一種異議。余英時先生不否認科學的價值，但認為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基礎絕不能僅限於科學。   　　除了人文研究，余英時先生也關心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他根據自己在思想史長年的耕耘，不僅對民主提出通論性的闡釋，亦就兩岸三地不同的民主發展提出歷史解釋。他表示1949年後，台灣之所以走上民主，中國沒有，是因為中國人文傳統在兩地截然不同的命運，台灣保留了，中國則徹底地破壞了。余先生並強調人文傳統中的儒學一支有許多普世價值與西方民主制度巧妙

接合；換言之，儒家傳統是民主在華人世界的基石。   　　書名取之「人文與民主」，是余英時呼籲社會用人文給生命灌注精神價值，並期許台灣作為中國文化社群的代表，在有了民主的選票後，更能以「人文」修養改進民主體制的品質。

國父紀念館英文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公園對寵物友善環境之研究

為了解決國父紀念館英文的問題，作者李騏佑 這樣論述：

臺灣社會面臨少子化、高齡社會的趨勢，外加壓力來源、人際關係間多重影響之結果，其中又以都會區更為明顯，也因此使得人們逐漸飼養寵物犬陪伴，並將寵物犬視為家庭的一份子；隨著寵物犬生命價值的提高與生命特質的展現，寵物犬已經不再是幫人們看家、警衛的工具，牠所展現的活力與對人們的善意討好表現同時提升了自身的價值，寵物犬的重要性也是與日俱增，使得人們將寵物犬視為一種陪伴性質與擬人化的動物。近十年來，由於人們飼養寵物犬數量激增，並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型態的轉變，養狗已成普羅大眾的一種風潮。一座讓狗狗自由自在奔跑，隨興的想說就說的公園，不僅能讓寵物犬完完全全的做自己，享受空曠的舒服環境，飼主也能與同好交流互動友

善寵物犬活動空間與設施之意識也開始逐漸抬頭；但是都市地區因為地狹人稠，然而大多數寵物犬公園多設置在遠離市區，為此，平日飼主仍會以繫繩方式帶寵物犬到住家附近街道或公園綠地等地區活動，不但讓寵物犬的行動受到限制，也經常會產生人、車、犬衝突、排遺以及安全的問題等，對所有寵物犬飼主與不喜歡狗之人士，皆需找出適合彼此的生活活動空間，故欲藉此研究，探討飼主帶寵物犬至不同空間活動時的滿意程度及一般民眾對於寵物犬至公園活動時的想法與建議。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方式，結合文獻回顧、參與式觀察與訪談法進行交叉研究，呈現出飼主們對於公園使用的看法與建議，深入探討飼主的使用想法與民眾認同，並期許相關研究成果能供給國內政府單

位未來制定公共空間開放政策與規劃都市公園設置遛狗專區建議參考。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余英時經典作品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為了解決國父紀念館英文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二十世紀中國人最感困惑的大問題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士、克魯格獎、唐獎漢學獎得主 ──余英時，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全新編輯校對，絕版經典再現   　　本書是根據於1983年9月3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的紀錄改寫而成的，是當時《中國時報》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演講系列的一個總結。就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複雜關係，余英時先生從澄清價值系統著手，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右袒，也不做

調人，而實事求是、允執厥中地提出了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   　　這本書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來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堪稱是燕許大手筆、世紀大文章。不僅是余先生本人這方面長久深思熟慮的一個總結，為此下的種種思辨開啟了一條通途大道，誠可謂繼往開來、承先啟後，佔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價值至為重大。無論是從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反省的脈絡來看，或是從當前台灣政治與文化脈絡來看，都是一部極具價值意義的作品。   　　余英時先生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系統都有其整體性及歷史性；「文化」應被當作是成套的行為系統，並以價值系統為中心而展開。中國

文化的價值系統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他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做一個全面性的回顧以後，又從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對自我的態度、人對生死的看法等四個角度進一步分析：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在這四個文化領域裡的具體表現。余先生在這本書裡採取整體性觀點和比較視野，從大處著眼，扣緊價值系統作為文化的核心，凸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

我的造境

為了解決國父紀念館英文的問題，作者曾華琴 這樣論述：

本論述追索中斷長達四十餘年的繪畫學習後，可以進入藝術領域繼續研究的緣由，並確認繪畫是單純的愛好還是具有實踐能力以及未竟之處的努力方向：一項與生俱來的審美喜好和來自父親的傳統文化影響，讓身為現代婦女的自己，從案牘勞形中對寧靜的渴望及對復古情懷的神往，以歷史的造像和眷戀大自然靜謐幽遠的懷想，來轉移人生的單調乏味和苦難哀傷，淨化這幾將乾涸的心靈。從追憶初次接觸繪畫的經驗：小時候老師的獎賞、誘導自學和引發續學、渴望進入學院沈浸在藝術領域的淬煉，以探索水墨作為我個人的繪畫研究的力量，並在藝術理論的洗禮下，使自己的作品注入時代的脈動。我的作品除了描繪自我思想和感受，不全然是投射傳統文人的情操或表現家國雄

偉的歷史造境，轉向探索並「標註我的身體所處環境出發的創作過程」。換言之，透過創造自然的小範圍景觀，探索並標示自己的位置所處環境的條件，在創作的過程審視覺察自己最真實的心念，能夠謙卑的面對困難，學會接納、承受，轉化糾結，實現繪畫的動機和背景，深究學理，學習成長，並以讀書寫字作畫相隨相伴，實現拋書作畫的當代文人保守自我的快哉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