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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注意力網絡系統探討憂鬱情緒狀態對高強暴迷思與兒童性偏好者性偏好之影響

為了解決disengage中文的問題，作者陳欣語 這樣論述：

負向情緒狀態為性侵行為人（sexual offender）犯罪之重要前置風險因子（Finkelhor, 1984; Marshall & Barbaree, 1990; Ward & Beech, 2006），可能使性侵行為人的自我調節失功能導致失去抑制或利用性作為情緒調節手段（Ward & Hudson, 1998; Ward et al., 1998）。研究顯示成人性侵行為人在負向情緒狀態有性幻想增加的趨勢，而兒童性侵行為人在憂鬱狀態下更傾向性幻想兒童，表現偏差性偏好（Looman, 1995; Proulx et al., 1996）。然此領域之情緒操弄性研究甚少，目前性侵行為人於情緒

狀態下之性偏好變化尚未釐清。本研究旨在探討成人與兒童性侵行為人在憂鬱情緒狀態下性偏好的注意力表現，以高、低強暴迷思與高、低兒童性偏好之社區民眾為研究樣本，採Posner等人（Petersen & Posner, 2012; Posner & Petersen, 1990）注意力網絡理論中的警覺性網絡（alerting network）、導向性網絡（orienting network）與執行網絡（executive network）為測量指標。本研究隨機分派一半參與者至憂鬱情緒操弄作業與中性情緒操弄作業，以聆聽音樂與自傳式回憶誘發情緒，並於情緒操弄前後透過情緒注意力網絡作業（emotional

attention network test, e-ANT）測量個體對風景、成年女性、及女童圖片之反應時間，計算對不同圖片之注意力網絡指標。本研究共招募126名無刑事前科之男性社區民眾，排除六名e-ANT作答正確率過低之參與者，最終共120名納入分析，平均年齡為27.41歲（標準差為7.61歲），將參與者以強暴迷思接受性量表區分為社區控制組61人、高強暴迷思組59人，並另外將同一群參與者以兒童性偏好量表區分為性偏好低分組62人、性偏好高分組58人分別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1）相對性偏好低分組，性偏好高分組較難從女童圖片抽離注意力至成人圖片；（2）當個體之兒童性偏好分數越高時，其在後測會越快

從成人圖片抽離投注至風景或女童圖片；（3）當緊張與孤單情緒改善時，性偏好高分組對成人刺激之警覺度有所增加；（4）性偏好高分組在生氣程度高時，其對女童之警覺性注意力會優於成人，生氣程度低時則相反。然而，本研究在強暴迷思分組上並未觀察到符合假設之注意力網絡表現。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以Posner注意力網絡系統之觀點，可觀察到兒童性偏好者對兒童刺激之注意力偏誤，且偏差性偏好之變化與負向情緒狀態有所關聯，支持情緒作為性侵害風險評估與治療之重要角色。

結合眼動追蹤的正向視覺搜尋訓練對高社交焦慮者在社交焦慮與注意力控制之效果

為了解決disengage中文的問題，作者李亭勳 這樣論述：

研究目的與背景：認知理論假設社交焦慮者在社交情境中，容易將注意力轉向監控環境中帶有評價意味的潛在威脅訊息，而產生注意力偏誤(警覺、難以脫離與逃避)，此注意力偏誤會維持或是惡化社交焦慮。此外，部分研究也指出社交焦慮者相較於非焦慮個體，對於正向刺激的關注較少。注意力偏誤修正方案(Attentional Bias Modification; ABM)過去已運用在對焦慮個體的介入，但研究結果並不一致。然而，過去ABM研究多以訓練個體逃避威脅訊息為目標，較少以訓練個體搜尋正向訊息為目標。本研究採用正向視覺搜尋ABM，訓練高社交焦慮者主動搜尋正向訊息，探討正向視覺搜尋ABM對社交焦慮的注意力偏誤、注意力

控制以及社交焦慮的效果。研究方法：參與者為86位大學生，以社交互動恐懼量表(Social Interaction Phobia Scale)篩選出的高社交焦慮者，隨機分派到搜尋正向抑制威脅組(search positive in threat，SP-T; n = 28，男生 = 6 ; Mage = 21.07，SD = 1.46)、搜尋正向抑制中性組(search positive in neutral，SP-N; n = 29，男生 = 4 ; Mage = 20.45，SD = 1.24 )以及控制訓練組(control training，CT; n = 29，男生 = 5; Mage

= 20.48，SD = 1.64)。在前測階段，參與者在線上完成填寫社交互動焦慮量表(Social Interaction Anxiety Scale)、社交恐懼量表(Social Phobia Scale)、簡式負面評價恐懼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害怕正向評價量表(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情境-特質焦慮量表-特質(State Trait Anxiety Inventory-Trait)、注意力控制量表(Attentional Control Scale)、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Bec

k Depression Inventory-II)。接著進行混合反跳視作業與注意力投入與脫離作業，最後完成一項演講作業，進行演講作業的同時記錄參與者對觀眾回饋的眼動型態，並進行主觀焦慮程度的評估以及生理指標(膚電反應與心跳速率)的測量。前測結束之後，參與者完成共4次(每週2次)的視覺搜尋訓練。在後測階段，參與者完成與前測相同的測量。研究結果：在注意力投入與脫離作業中，三組參與者在訓練前後的注意力投入時間上均無明顯變化；然而在脫離時間上，SP-T組與SP-N組在訓練後對威脅臉孔的注意力脫離時間顯著變快，CT組在訓練後對快樂與難過臉孔的注意力脫離時間顯著變快。在演講作業中，SP-N組在訓練後對正

向回饋的凝視比例顯著提升，對負向回饋的凝視比例顯著下降。在混合反跳視作業中，三組的跳視錯誤率與正確跳視潛伏期在訓練前後皆無明顯變化。在演講作業中，無論是主觀焦慮的評估或是客觀的生理指標，三組在訓練前後皆無明顯變化。在自陳量表上，三組參與者於訓練前後在各量表的得分上均無明顯變化。相關分析結果顯示SP-N組對正向回饋凝視比例的增加與社交焦慮變化無顯著相關；兩組訓練組對威脅刺激的脫離速度加快與社交焦慮變化間無顯著相關。結論：本研究顯示，正向視覺搜尋訓練能成功對參與者的注意力型態造成影響。正向視覺搜尋訓練可以促進高社交焦慮者更快速脫離威脅，然而，只有SP-N訓練情境可增加高社交焦慮者在社交焦慮情境中對

正向回饋的關注，並減少其對負向回饋的關注。不過本研究結果顯示正向視覺搜尋訓練在改善參與者之注意力控制與社交焦慮程度上並沒有明顯效果。此外，本研究並未發現訓練後導致的注意力偏誤變化與社交焦慮程度變化間具有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