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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臺灣下層社會的圖像：關於羅漢腳、犯罪集團與腳夫

為了解決鈔錢部署鄭廳宜的問題，作者蔡惠琴 這樣論述：

本文以羅漢腳、犯罪集團、腳夫等三者探討清代臺灣下層社會的輪廓，以清嘉慶、道光年間為主，運用大量犯罪口供的統計數據，做爲觀察清代臺灣下層社會的切入點。從量化分析可知，羅漢腳僅佔犯罪者的20%，並非犯罪主力，再由犯罪主嫌超過半數為臺灣生長者，可知犯罪猖獗的原因在臺灣本土，官員貪婪聚斂，無心政事，難辭其咎，然官員卻以羅漢腳為治安敗壞的代罪羔羊，對己身責任不置一詞，因此清代官員對臺灣下層社會的觀察未可盡信。由此脈絡，官員大肆撻伐犯罪者為鼠竊狗盜，然從犯罪集團的分贓精進、防範機制等，可知其具備反思能力，並非如官方所稱的愚頑無知。羅漢腳、犯罪者為腳夫的主要來源，三者有角色重置、互換關係，特質亦相同，腳夫

具有反權威特質，不屈從於官方過低的夫價，官員因此痛斥腳夫哄抬夫價，勒索官府，然實情是官價只有市價的44%，是以腳夫漠視官員急如星火的催促。諸如此類，可知清代臺灣下層階級並非愚民莽夫，而是具有信念，且有能力堅持信念的一群。由羅漢腳等行為可知其有自主意識、人我對等、反權威、冒險犯難等特質，此特質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服從權威、差序格局、安分守己、不涉險等背道而馳，是以在中國封建體制裡下層階級幾乎沒有翻身的機會，於是冒險渡臺，帶著重新出發的信念來到臺灣，尋求新契機。下層階級亦為臺灣歷史發展的一環，考量清代臺灣下層社會特質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悖，實不宜將清代臺灣完全視為傳統中國的延伸。羅漢腳等人對社會雖有破壞

的一面，但有更多的土地開發、社會運作、風氣特質等方面的影響與貢獻，從下層階級角度，當可觀察到更真實的清代臺灣社會面貌。

清末變局下知識份子的應變與調適 －以姚瑩為例

為了解決鈔錢部署鄭廳宜的問題，作者呂建錝 這樣論述：

本文以姚瑩於鴉片戰爭後著成的《康輶紀行》為主要分析的文本，並以戰前所作諸書，如：《東溟文集》、《後湘詩集》、《識小錄》等著作為參照，佐以奏牘、書簡等官私文書，觀察姚瑩在西力衝擊下之轉變與歷程。嘉道時期的衰弱，促使知識份子更加關注社會問題並求改善之道。姚瑩曾長期仕游於閩、粵、江、浙等沿海地區，除了豐富其實務經驗外，並廣泛與各地之文人群體有交流。在學術與政事方面，皆曾提出其獨到之見解，他特重實效，主張「天下不能有常無變」，並深化了桐城派當中關於「經濟」的思想。在鴉片戰爭後，其述論的材料，又加入許多域外見聞，從其肯定西方與反省中國的語氣當中，亦見得其夷夏觀念已有所動搖，其中又特別肯定西方人對於地理

知識之重視。故戰後於貶謫西藏之際，他已著手《康輶紀行》一書之創作，書中除了記錄西藏事之外，並留心藏外西方勢力之動向，並以在臺審訊英人顛林所得資訊為基礎，參酌既有之輿圖與時人著作，繪成「今訂中外四海總圖」，賦予中國新的定位。姚瑩雖能肯定西方之所長，然亦積極地從古籍中尋找例證，試圖從「古即有之」的角度自我解釋，一方面探索未知的西方，另一方面則將新世界納入舊有的架構當中。此亦體現出西力衝突之際，傳統知識份子應變與調適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