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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新版）

為了解決西海情歌英文版的問題，作者廖亦武 這樣論述：

　　即使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這一頁，仍無法翻過去。 　　歷史的缺頁。 　　《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已有德法英日西等15種譯本，世界風行，是當代最重要的六四屠殺紀實文學作品。新編版除增補更多參與者的故事，力存歷史真貌，還原人的故事，更收錄藝術家劉毅「坦克人」系列作品，以撼動人心的油彩，直面歷史，值得藏讀。 名人推薦 　　當代見證文學的必讀書。——Sabine Pamperrien∕作家、《柏林日報》主編 　　本書近距離採訪了那場革命中抗爭過的人士、曾經被判入獄的人士—他們從監獄出來後，進入了一個突然疏遠了政治、左擁消費社會的醉生夢死、

右抱民族主義的廉價激情的國家。正因如此，這本書講的不僅是三十年前發生的一幕幕；它也是今天這個鬱悶的、壓抑的中國的寫照。作者廖亦武，是從本土浮現出來的記錄現實中國的最出色的作家。他有點像中國的斯塔茲‧特克爾，為自己國家的歷史關鍵轉捩點編寫著口述史，但又帶著偉大的波蘭戰地記者理夏德‧卡普欽斯基的那種狷狂、無畏。廖亦武風趣、自嘲，近乎冷血地剖白自己的挫敗，這使他成了這些故事的悲憫而又可信的敘述者。——張彥（Ian Johnson）∕作家、普立茲獎得主 　　廖亦武鍥而不捨地履行了他的作家職責，真實地寫作，真實地生活，他替中國民眾打破了沉默，替我們打破了中共的和平假象，因此，我很榮幸地授予他應得的、以

瓦茨拉夫‧哈維爾命名的這個「打破沉默」獎。——卡爾‧格什曼（Carl Gershman）∕美國民主基金會主席  

18個囚徒與2個香港人的越獄

為了解決西海情歌英文版的問題，作者廖亦武 這樣論述：

　　維基百科以「中國的索忍尼辛」來比擬廖亦武。知名作家大衛•艾克曼（David Aikman）則說：第一個使用和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中一樣精準的數據來描述中國大陸監獄和虐待情況的第一作家。 　　繼《六四．我的證詞》、《子彈鴉片》，「中國古拉格三部曲」最終曲，終於問世。壓卷作，（逃港聖經），塵世首現。 　　台灣駐德國代表謝志偉稱此新作：文學性直通卡夫卡創世鉅作《審判》。 　　人性最深的試煉，尋找生命的出口 好評推薦 　　廖亦武對西方讀者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對中國古拉格(勞改營)的描寫，還有人類主體對抗吃人社會主體制的宣示。——戴勒維．克勞森(Detlev Claussen) 　　這是對

中國監獄系統的全面調查，其範圍與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相當，.作者花了二十年時間記錄了這些令人痛苦的敘述。這本書始於廖亦武的無能和暴力的經歷，包括兩次瘋狂的謀殺企圖和渴望性釋放的被強姦貓和豬的囚犯，用廖亦武的話來說，他是他自己的醫生，寫作為他提供了一個漸進戒毒的過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監獄，每個人都患有極權主義暴政造成的「監獄病」。 　　本書開篇和結束，是兩個從中國大陸越獄到香港的故事，分別發生在文革前後，極其驚險刺激。相比好萊塢電影《刺激1995》(Shawshank redemption)，毫不遜色。12個囚徒用一根偷運入獄的棺材釘，一點點掏穿廣州監獄的厚牆，並選擇在龍捲風天氣，魚貫鑽

出，再搭人梯，翻過第二道高牆，然後在追捕下逃進深山，11個人死了，唯一剩下的故事主角，在邊境地帶第二次被抓，又鬼使神差脫逃，最後投入巨浪咆哮的大海，游了11個小時41公里，從香港上岸——這是第一個關於自由的「勵志」故事；最後一個故事主角，則懷揣偷渡者們「集體創作」的《逃亡香港聖經》，千難萬險，也抵達香港，兩人都被港英政府接納和善待，令人不禁想到香港的今日，如果淪陷於共產黨之手，香港和中國人民都無路可逃……。——文學經紀人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的英文出版報告   作者簡介 廖亦武 　　1958年8月生於四川鹽亭，天安門大屠殺主要見證人之一，政治犯群體中最為突出

的詩人、作家、音樂家，也是西方公認的中國監獄文學開拓者。 　　因在1989年6月4日凌晨，與加拿大漢學家 Michael Martin Day 一起創作並製作《大屠殺》錄音磁帶，並傳播到20多個城市，以及組織拍攝詩歌電影《安魂》而被捕，判刑四年，受盡折磨，曾在獄中自殺兩次。出獄後長期從事底層故事採集和地下文學創作，并通過「二渠道」出版了被中宣部和公安部聯合查禁的《沉淪的聖殿》《中國底層訪談錄》。 　　2007年，紐約經紀人彼得•伯恩斯坦在《巴黎評論》看到黃文翻譯的《底層》片段，立即取得全球版權。經數家出版社競爭，2008年5月該書英文版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

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由蘭登書店出版，令廖亦武在西方一夜成名。彼得•伯恩斯坦評價道：「廖亦武不僅是中國當代作家中最優秀、最具挑戰性和創新的一位，更是一位勇敢大膽的有著獨立意志的人，任何時候都會捍衛自己自由言論和自由思考的權利（Liao is not only a fine writer but a courageous and brave and individual willing to stand up at every turn for his right to speak and think freely.）。」 　　可在中國，他始終被

嚴密監控，被警察多次抄家並監禁，被搜繳手稿達幾百萬字，僅《六四•我的證詞》便重寫了三次。也曾十七次被阻止出國。2011年7月，在德國外交部長韋斯特維勒的親自幫助下，買通黑社會，走過中越邊境，從河內輾轉飛抵柏林。稍後獲得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2012年獎學金。 　　他的主要著作有《大屠殺》、《二次屠殺》，獄中詩集《古拉格情歌》，音樂專輯《河流或時間》，紀實文學《六四 我的證詞》、《吆屍人》、《上帝是紅色的》、《子彈鴉片》等，長篇小說《輪迴的螞蟻》、《毛時代的愛情》、《鄧時代的地下詩人》等。他的作品已被翻譯成近三十種外語，佳評如潮。也曾多次被劉曉波、赫塔•穆勒、獨立中文筆會等個人或組織推薦為諾貝爾文

學獎候選人。2019年歲末，《子彈鴉片》英文版入選全球十大人權書籍，名列第四。 　　廖亦武主要獲獎記錄： 　　Hellman-Hammett Grant獎(1995/2003） 　　自由寫作獎（獨立中文筆會，2007） 　　最佳圖書奬（美國《當代基督教》月刊，2011） 　　紹爾兄妹獎 （2011） 　　德國最佳廣播劇獎（2011） 　　德國書業和平獎（法蘭克福書展，2012） 　　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2012） 　　法蘭西文學和藝術軍官勛章（2013）　 　　阿夏芬堡公民勇氣奬（2013）　　　 　　抵抗詩人奬（法國Mouans-Sartoux書展，2015） 　　霍恩舍恩豪森獎（前

東德國家安全部監獄博物館，2016） 　　瓦茨拉夫•哈維爾圖書基金會奬（紐約，2018） 序一 道在屎尿 序二 被迫成為英雄的人   監獄病（開卷） 1. 越獄跑香港 2. 變態女警 3. 死刑犯 4. 兒童犯 5. 他的詩有幾千萬讀者 6. 從考古專家到國際間諜 7. 鄉土保衛戰 8. 色情狂 9. 詩人和尚 10. 一個職業革命家的一生 11. 國民黨戰俘歷險記 12. 勞改犯流落到台灣 13. 舊時代記者 14. 毛澤東的囚徒 15. 被審判的文學課 16. 被吃掉的老闆 17. 失明的作家 18. 八千湘女進新疆 2   逃港聖經（壓卷） 附錄 1：偷渡香港報告（陳

通） 附錄 2：十三個政治犯的死刑判決（一九七○年）   序一 道在屎尿 謝志偉／台灣駐德國代表 　　二○一六年八月底，我第二度使德，不旋踵，即在柏林認識了亦武，在一場聲援當時被監禁、判刑、入獄已經進入第八年的二○一○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詩歌演唱會上。亦武在會場上吟唱了他為六四冤魂寫的一首詩，其間並自己吹奏洞簫，有招魂曲的淒涼，也有倖存者的惆悵，聽來蕩氣迴腸，聞者莫不神傷而心悸，拭淚或甚至不禁輕聲啜泣者眾。我就是在這個令人淚眼婆娑的場景裡和亦武認識的。因有一見如故之感，日後，往來漸多，亦武常笑著對我說，認識台灣後 ─ 他去過兩次 ─ 他就把台灣當作是他母語的祖國，然後又說中國就

該分裂成好幾十國，像他的老家四川對他來說，就是蜀國。我每次都開懷大笑，因為這想法我非常認同，而他講到他的蜀國時，我心裡常常會忽地為我的「台灣」揪成一團。 　　亦武因在一九八九的「六四」時，寫了首當時即廣為傳閱的長詩「大屠殺」而坐了四年黑牢。牢裡，墜入陰暗之域，卻也讓他歷經、也看盡人性底層的污穢不堪與莫可奈何：「猜忌、逢迎、多疑」搭配「吃屎嚐糞、操母豬逼、吃死人肉」。他名之為擊垮每個獄中人自尊的「監獄病」。他不斷寫詩、寫紀實文學、創作小說，以求自療此病，時而因心生療癒感而私下欣慰，卻也難免因取人苦難為材而暗自不安。倒是作品因極受肯定與欣賞，迄今業已譯成三十幾種外語。 　　在德國，他既是文學作

家，也是人權鬥士，兩個身分都備受肯定，也均獲獎無數，著實不易，可見其文其人都必有可看可敬之處也。這回，他在台灣出《十八個囚徒和兩個香港人的越獄》這本書， 主要是採訪在中國坐過牢的人，有的他自己在牢裡認識，大部份則是有點名氣或傳奇的出獄者，時間則從國共內戰、大躍進、文革到天安門之後。地點則從中國、美國、香港到台灣（有關裡面訪談中，某民運人士對李登輝略有微詞，不盡公允，乃角度偏差之故）。除了附錄二「我是香港人。新冷戰開始了」是為「香港反送中爭自由」而寫的擲地有聲之評論文章外，書中所載，不是由當事人娓娓道來，就是訪者與受訪者一問一答，全都錄音下來，事後整理。而這一整理起來， 就有學問了。 　　純就

文類來說，本書屬紀實文學無誤。然，紀實固依訪談，但文學底蘊何在？就文學母題研究(motif )來看，本書中所描述到「暗夜逃獄」的場景，其實非常值得一提。蓋「黑夜過荒郊」在世界文學裡係一十分具有探索價值的文學母題。以德語文學來說，在此就舉十九世紀中的女作家馮德洛絲（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 , 1797-1848）的一首詩〈沼澤區裡的小男孩〉（Der Knabe im Moor, 1842）為例來說明「黑夜過荒郊」的意涵：該詩描寫放學後的小男生摸黑回家的情境。他一個人經過一片路徑紛亂，雜草叢生的沼澤區，呼嘯的風聲，夾雜著蟲鳴鴉叫，瞬間，頓感黑影重重，鬼火燐燐，方向感

全走了位，傳說中死於沼澤裡的鬼魂似乎環伺在後，嚇得小男生拔腿就跑。終於， 前方村落裡的燈火取代了後頭沼澤裡的鬼火，「家」就在那！「安全」就在那！這是工業革命幾近半世紀後，作家藉此詩句傳達以下的訊息：「機械、理性工具時代的來臨並不能抵銷人感性裡的原始恐懼！」。 　　「暗夜過荒郊」這個母題也以「黑夜入野林」的模式出現在法國十九世紀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至今仍然膾炙人口的小說《悲慘世界》（1862）中。書中，小可憐小孤女珂賽特（Cosette） 被對她極為苛刻的旅店老闆娘命令摸黑進外面野林裡舀一桶井水回來。又冷又凍又驚嚇的珂賽特一進入樹林，聽到的都是怪異聲響，看

到的都是鬼怪魔影。當然，這些都是心裡幻想，乃人類之原始恐懼也。有意思的是雨果此刻的情節安排是：珂賽特本來想掉頭就跑，但是一想到，回去的話，她要面對的是那個老闆娘的責罵或甚至毒打。於是，她選擇寧願冒險進林子裡舀水去。在此，我們發現，雨果藉此母題暗示了：狠心而又有權有勢的「人」比暗夜林子裡盤據幼小心靈的「鬼」還更令人畏懼！ 　　現在，我們若將亦武這本書裡對黑夜裡「冒著被毒蛇咬死的危險逃獄或甚至逃出中國」或「冒著被鯊魚撕咬的危險而投入冰冷的海水裡」等情節描述，我們可以確認，就算在黑夜的山嶺或大海裡埋伏著再怎麼令人恐懼的危險，都比不上背後獨裁的惡質政權危險，說是「苛政猛於虎」─ 或「共黨毒於蛇」─

的現代逆行版亦可。從而， 吾人似可讀出本書的訊息：「綿密而恐怖的監控、緝捕之恐懼並不能逼使受迫放棄脫逃的意志」。 　　此外，吾人若細細咀嚼此書所涉「法律、判決」之章節，其文學性可直通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的曠世鉅作《審判》(Der Prozess, 1925,亡故後出版)。我特別要指出的是，亦武訪問「楊繼年」的這一篇。楊繼年生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歲時就因為被控「偷了一隻羊」，就陰錯陽差地一路加刑關了三十四年才出獄。回到家鄉，只剩下「鄉」而找不到「家」了。父母雙亡，不知亂葬於何處，於是，家鄉主管單位不收留，他再披星戴月一路趕回監獄，要求再收留他。可沒人理。於是，他

開始到處上訪，最後在四川某高等法院一坐好幾年。一九九一年出獄，距亦武二○○一年第一次碰到他，已經十個年頭過後。我建議，讀者詳詳細地把楊繼年如何日以繼夜的守在法院前，如何一而再，再而三有，不放棄地尋找他的判決書原本。我到現在，彷彿仍能聞到暗黑的法院公文儲藏室裡的腐朽氣味。這人真叫「楊繼年」？他的「故事」既可悲又精彩，故事性太強，關於這篇， 亦武自己寫道：我數易其稿，曾嘗試使用紀實或小說的形式。我真要懷疑是「偷隻羊，幾年」（對了，他是被冤枉的，偷羊者另有其人） 或「監牢養幾年？」了。然後，記得重溫一下卡夫卡的《審判》，尤其裡面插進去的故事「法律（大門）之前」那一段。 　　當然，既提到楊繼年，就不

能不提起本書裡另寫到的以「冤民告官贏官司」聞名中國於世且號稱擁有千萬讀者的街頭上訪詩人陸大椿。這陸大椿，如其自謂，原本文化水平極低，非但為自己上訪申冤練了文字洗鍊的好功夫，並透過寫詩抒發鬱卒，引起社會共鳴外，還為楊繼年打抱不平，在楊死後，將其裝了好幾編織袋的冤情托孤給亦武，正是傳統中國社會所言「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都是讀書人」前句的寫照。與此同時，我要特別指出陸大椿的一首詩裡將「政府」寫成「正在腐敗」的「正腐」，及將「人民法院」刻意轉成「人民猾院」之舉，或可視為是《儒林外史》之「范進中舉」一文裡一巴掌打醒因中舉而「失心瘋」發作的之女婿的「胡屠戶」：「胡屠夫」就是暗諷著「士大夫」之為「糊塗夫」吧

。那要陸大椿來寫的話，恐怕就會寫成「犯賤中舉」嘍。而亦武將陸大椿所托的楊繼年的冤案傳奇納入本書，也算「仗亦」不負所托了。 　　總之，若說，卡夫卡透過文學創作賦予了「高高在上而尊貴的法律／法官」和「卑微在下而無助的被告／賤民」這個對照組的人生哲學意涵，那麼亦武這個訪談後整理出來的「紀實故事」恰好可以做為卡夫卡這部小說的寫實註腳，且讀來更為有手有腳，有血有肉，有情有淚！ 　　最後，亦武在書裡寫道：「遠古的醫生，通過嚐一人的糞便而知道一個時代的宿疾。」，因此，我就為本推薦文題名「道在屎尿」。他其實是要說，嚐了中共政權的「苦頭」，應該也就知道，這個政權的宿疾恐怕不是光吃藥就能治好的了。至於是一句句

道在屎尿裡，或是一具具倒在屎尿裡？答案就交給讀者自己了。至於我，作為台灣人，在此則尤其要指出，本書中「谷正教授陰錯陽差成國特」的遭遇把國共之間的恩怨情仇轉換成冤民反撲有成的黑色幽默悲喜劇，著實不得不令人想起台灣轉型正義滿佈荊棘的坎坷之路。 監獄病（開卷） 1 我因在六四大屠殺之夜創作長詩〈大屠殺〉而被捕判刑，四年輾轉了四個監獄。一個秋日，在第三個監獄，一個喜歡閱讀和思考的獄吏對我說：「監獄是中國社會的茅坑，只要跌進來了，就別想再乾淨做人。」 當時我蹲在地上，像狗坐在地上，兩隻前爪搭在膝蓋。獄吏又說：「坐牢就是吃屎，吃過一次，就還會吃二次、三次。所以我經手過的累犯不少，最奇葩的一位，跌進來五

次啦。」 我甚感屈辱，我想說：「你才吃屎。」可仰頭瞅了瞅他手中的電警棍，就拐彎兒道：「不包括政治犯吧？」 「也包括。這兒有好幾個二進宮、三進宮的反革命。顛覆國家上癮啦。」 我站了起來。 「蹲下。」 「不。」 「命令你蹲下。」 「我尿急。」 「好的，撒完尿再蹲下。」 獄吏吹著口哨等我返回。為逃避懲處，我急中生智道：「吃屎也沒啥，中國古代名醫經常通過品嚐排洩物診斷病情，那也算五味雜陳的人生。在三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吳越交兵，戰敗國領導句踐被擄去坐牢，有一次，戰勝國領導夫差臥床不起，應召進宮的句踐就邊吃他的屎，邊笑著作揖：『病快好了，恭賀大王。』」 記得獄吏的鼠眼瞪成了鴿蛋，半晌方道：「你是句踐嗎？

病得不輕啊。」

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

為了解決西海情歌英文版的問題，作者許倍榕 這樣論述：

本論文探討的，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895～1945）台灣社會的「文學」概念變化。由「概念」角度切入，是希望在分析特定文人及著作的文學論、文學觀念之外，也觸及更廣的範圍，即一般而言「文學」是什麼？為什麼？因此將觀察對象擴及言論界與學校教育，探討其中存在哪些概念型塑的要素與過程，曾產生哪些規範或顛覆，而這些關於「文學」的認識，其生成的歷史、政治因素為何。希望由此尋求一個描述文學近代化過程的方法，再思考西歐語言藝術影響下的「近代文學」論述及史觀，分析台灣特有的歷史與文化思想特徵。並且留意統治階層的政治運作，探討寫作與審美的兩面性──作為一種解放力量，同時也是到達主體深層的有效統治。 從

英語、漢語、日語裡，我們看到現代意涵「文學」的形成過程，與人的解放、民族獨立、國家獨立、近代國家體制的整備等緊密相繫。19世紀末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亦無法脫離這樣的進程，但有其獨自衍生的問題與呈現的活力。日治初期媒體很早就出現西方語言藝術的「文學」概念，約莫1907年台灣漢人知識階層所談的「文學」，開始在傳統的「學問、文章」意涵上產生擴增與變形，形成一種廣狹義並存與調和的概念。但受制殖民地的統治政策，新式學術內含的人本思想與公理世界觀，尚無法生根茁壯並動搖既有秩序。直到1920年前後，新的政治想像才匯聚成帶有挑戰體制意義的文化行動，此思想動態也引燃了新舊文學之爭。 1920年代這種言論環

境的出現，除了由下而上的變革衝動，也與日本在台約三十年的統治策略變化有關。考察當時殖民地的統治階層，1910年代，作為「藝術」領域的「文學」被放入體制教育內，其實與殖民者開始思索更細緻的德育有關。從培養「高尚情操、品味」及灌輸式的鑑賞觀點，到配合時代風潮納入「自由表現」的教育，台灣人學童逐步接受在日本本土被作為培育「忠君愛國的臣民＋文明國的自主之民」的「文學」教育，被期許成為一個「自發」認同與配合國家的「自由個體」。觀察1920年代已降的公學校教育，可以看到官方「文學」是一個具有高度包容力與調節性的概念，其關注所有人類課題，鼓勵一種「超越」的觀點與處世態度。這種教育試圖培育「無害」的自由個體，

通過審美活動，養成人的自發性道德約束，引導學生成為現行秩序最堅定的維護者。 從這個強調「自由個體」、「自由表現」的「文學」裡，我們可以看到「文學」作為一種到達主體深層的有效統治，但也看到其蘊含解放能量的另一面。從當時在台日人的「文學界」形成，我們看到文人對「近代」矛盾的懷疑與批判。進而在自由主義、民本主義興起的時代，部分知識人開始試圖修補「文學」與現實社會漸行漸遠的藝術觀。1920年代後半左翼運動潮流裡，更能看到對既有美學標準、優劣階序的批判言論。然而在台日人這種激進的政治思想與脫逸官方意識型態的「文學」，約莫1930年代中期就被壓抑下來。相對於此，仍有基本權利問題未克服的台灣人，無法那麼

快遁離到「純粹」或「輕快」的藝術路線。 在台灣漢人社會裡，以對抗傳統秩序與殖民體制之姿躍起的「新文學」，從一開始就是兼及作者課題（個體的表現自由）與讀者課題（實現人人都能自由表現的公平社會）的概念。但不能忽略的是，台灣人對於「文學」近代化的認識與經驗，最日常的影響，是來自殖民者的語言、教育及言論機關。因此在這個具解放理想的運動裡，始終存在通過審美，被自然而然內化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這種兩面性，明顯呈現在1930年代台灣人對於「文學」、「文學性」的思索與辯論裡。 不過，這種公開的「文學」概念競爭，到戰爭期不復存在。除了言論壓抑，此時期國家通過大規模「審美化」的操作，試圖喚起民眾自發支持戰

爭。文學也作為精神動員工具，被國家納入一元組織。但面對「國家（日本）中心」的官方期待，部分台灣人作家時而出現「聚焦錯誤」的傾向，以不犯規的言語，強調文學的普遍通則。此舉引來的撻伐與中傷，顯示某種與國家政策產生衝突與拉扯的力量，存在於這些文學論的事實，同時也看到在戰爭期，作家的「表現自由」之最後防線所在。由此來看，戰爭期驗示了所謂文學自律說的多面性，亦即相對於民間反對運動，或相對於國家操作，兩種性質迥異的立場，這是我們今天談論「文學」概念與文學自主性時，不能忽略的重要對照。 本研究除了具體呈現「文學」概念的歷史可變性，也希望重新思考圍繞「文學」、「文學性」等用語的規範，及其內含的主流與非主流

的價值觀。並對幾個既有的文學史敘述模式提出商榷，例如廣義文學（寫作）與狹義文學（語言藝術）實非對立、「舊→新」的關係，在承載新的世界觀、反抗體制力量上（例如要求言論自由、表現自由），它們都曾扮演激進或反動的角色。由此重新思考「文學」近代化過程，「語言藝術」的出現，並非這個過程的全部，而它也不是一個可以被單面視為解放、進步的象徵。此外，「形式╱內容」、「技巧╱思想」、「文學性╱社會性」、「文學性╱ 政治性」這類對立結構也應該被解放。而重新思考各種文化行動、文字表現，其實際服務的對象是誰？是否曾在什麼環節上，突破了「陳規」，抵制統治階層的干涉與壓抑，提出新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