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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因應中國崛起的海洋戰略: 以權力轉移理論為觀點

為了解決藤原启治的問題，作者林奕辰 這樣論述：

近年導致東亞的區域秩序上出現不安定的因素之中，圍繞在海洋諸議題的紛爭更顯激烈。特別是中國在東海與南海的各項行動與策略引發周邊各國的緊張與不安。海洋對中國與日本的國家利益來說，從海洋資源到海上交通路線皆至關緊要，然而當日本面臨中國國力崛起，並與之在海洋上產生競爭與摩擦時，日本政府又將採取何種策略因應。而除了既有的傳統安全保障，在非傳統安全保障等多方面關係的改變之下，日中兩國的互動關係亦有所不同，因而形成了新的課題與挑戰。

安倍第二任內閣之中日關係發展：民族主義的視角

為了解決藤原启治的問題，作者郭庭茵 這樣論述：

近三十年來中國快速的發展與日本發展的停滯使東亞權力結構產生變化，崛起中的中國和尋求再復興的日本相互在區域內競爭主導權，尤其是雙方的領土爭議與海洋爭端，使東亞區域安全相對來說變得較不穩定。過去研究東亞區域安全多從地緣政治、地緣經濟、或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相互依賴的角度分析，而忽略了中日內部民族主義的發展對中日關係的影響，本文由民族主義的角度切入，上溯中日兩國內部民族主義發展的源流、領導階層與民族主義的共生與近年來兩國關係的發展。安倍晉三的第二次就任首相是民族主義高漲的結果，而其政策也順應內外環境而有所改變。比較安倍兩次上台後內外環境與其對中政策的差異，可以發現相比於第一次就任首相急於與中修好的舉措

，在其第二次就任首相後由於內外環境的推波助瀾，使其更能訴諸民族主義推動復興政策。此外，中日關係相互反應的特質，此類政策也使中國國內的愛國情緒更加激昂，從而加深兩國之間的緊張。由於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皆是將對方描繪為假想敵，對內鞏固政權支持，對外有利行動一致，政治菁英有意識灌輸、操弄的民族主義，成為東亞安全困局加深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