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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公司法上經營判斷原則於醫療糾紛上的應用—醫療判斷原則之可行性

為了解決莊敬耳鼻喉科的問題，作者李建裕 這樣論述：

近年來醫療糾紛的議題佔據了諸多新聞版面。曾幾何時，醫學生夢寐以求的外科專業，如今已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年輕醫師紛紛改變執業型態，選擇投入風險較低的執業科別。醫病雙方本應站在同一陣線對抗病魔，如今卻陷入互相猜忌、相互攻訐的情狀。自亂陣腳也使得台灣醫療陷入危機，面臨全面潰散的地步。醫療訴訟的壓力讓醫師聞之色變，甚至對行醫意興闌珊，防衛性醫療驟增,實為加速台灣醫療崩壞的重要因素之一。 追根究柢乃是病患或其家屬在遭遇預期外的不良或不利醫療結果時，難免會質疑醫療過程得執行是否已盡醫學之能事，避免不必要之傷亡。法律的規範應為道德之最低限度。重視醫學倫理的醫療行業，如今卻連最低標準的倫理道德限度皆難以

忍受，而紛紛轉行或是轉科。當中緣由，頗值得進一步探討。醫療糾紛的壓力主要在於對於司法調查的心理恐懼壓力以及不利後果的承擔壓力。其與一般病人因身體病痛而入醫院檢查及治療相似，皆因未知而惶恐不安。不同的是，病人可以選擇不入院治療或是轉院治療，而醫護或是醫事人員卻無法選擇，公權力的介入，讓本來人數就處於少數的醫療人員，更顯弱勢。而目前刑事及民事訴訟過程的壟長及缺乏有共識的解讀及遵循，使得醫病關係更加對立，不信任的結果，更造成醫療糾紛的層出不窮。 目前醫療人員為確保自身權益，對病人治療將採取對自己最安全的自保之計，而非以病人最大利益出發的立場，此絕非台灣民眾之福。美國公司法對於董監事之監督，也有

相類似的情況考量。引進「經營判斷原則」之構成要件是否除了對國內公司治理有所幫助外，也能對目前醫療環境有所助益，「醫療判斷原則」合併私鑑定（前鑑定）或許能給醫病雙方互信互諒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