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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作戰區在防衛作戰中的功能與角色之研究

為了解決花蓮市公所-民政課的問題，作者王世維 這樣論述：

美國自川普就任之後，對中國及台灣的多項政策均造成許多波瀾，無論是美中貿易戰或是對台軍售政策，皆影響東亞地區的穩定，其中以台灣問題最為關鍵。中共面對美國可能介入其領土、領海干預台灣問題，不斷強化「反介入」及「區域拒止」戰略，美國為防堵中共崛起與區域內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其戰略重心已從歐洲轉移至亞太及中東地區。若共軍武力犯台，美國將嚴重關切，以適當力量介入兩岸爭端，台灣西部面對共軍為首當其衝，相較之下，東部地區受共軍威脅的程度相對較低，但共軍遠航訓練卻數度穿越宮古水道至台灣東岸，表示東部地區仍具有一定戰略價值。本文採取戰略研究途徑，針對美軍於西太平洋之間的軍事行動，中共會採取何種區域拒止作為、東部

作戰區在防衛作戰時可發揮何種功能以及應如何強化東部作戰的功能性實施研究。經評估後發現中共將以軍事及非軍事手段並用的多元化的手段來拒止外軍勢力介入台海爭端。當我國西部面臨中共犯台兵力時，東部作戰區可善用地理條件的優勢，成為與外軍接軌平台，接受外軍物資馳援，增強作戰持續力。然而，東部地區現有軍民基礎設施及作戰概念對防衛作戰助益有限，需逐步強化東部作戰區軍民基礎建設，並以原有作戰指導為基礎，修訂新的作戰概念，最後透過政府各部會以「友盟合作」為核心，平時建立起與友我國家各項交流管道，完善聯盟機制，戰時即可發揮正面的影響力，有利防衛作戰遂行，確保戰力持續。

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為了解決花蓮市公所-民政課的問題，作者許玉欣 這樣論述：

鯨豚在現今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生物，但除此之外，臺灣為一擁有豐富鯨豚生態的海島，在島嶼歷史中，人們對鯨豚的認識、互動與利用，同樣能作為海洋文化與觀念的展現。本論文欲於近代臺灣海洋史中加入非人動物的視角，檢視鯨豚在近代初期、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歷史脈絡下，所反映而出的傳說、利用與保育三種面貌，並以此透視長時間下，鯨豚、海洋觀念上的變化與意義。在日治時期以前，臺灣並無發展出商業性的捕鯨活動，不過作為一個海島，與鯨豚的相遇早在荷治時期，就已悄悄反映在鯨油貿易蹤跡當中。而至19世紀開始，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西方人的紀錄中出現鯨豚的身影，並有如漢人對鄭成功與大鯨的傳說想像，以及原住民族中的鯨豚傳說，再再反映

了人們對巨大而神祕的鯨豚印象，以及寄託於鯨豚的海洋情懷。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母國捕鯨文化與技術的帶入，臺灣的鯨豚資源被有計劃的調查與捕撈。自1913年起，南灣（大板埒）開展捕鯨業，鯨豚被視為經濟性動物，直至1943年，大板埒捕鯨結束，總共捕獲多達800頭的鯨豚。日本母國的捕鯨文化和技術，影響了臺灣對鯨豚與海洋的觀念，鯨豚成為可以大量捕撈的商業海洋資源，更從中可見捕鯨業與日本的關係，呈現高度仰賴母國的日本內地人漁業性質；再者，在大量被捕撈的座頭鯨數量中，也反映了臺灣的海洋生態史。戰後臺灣在漁業增產、地方經濟利益下，重新恢復捕鯨業，並持續將鯨豚作為經濟性動物來利用，分別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開

展，前者為位於香蕉灣的沿海捕鯨、後者則進行遠洋工船式捕鯨。1980年代，隨著保育觀念以及美國壓力影響下，臺灣政府於1981年公布停止商業捕鯨，但直至1990年澎湖沙港事件後，鯨豚才正式納入保育法令當中。1990年代，在鯨豚保育觀念的開展，以及對本土的關懷下，鯨豚書寫興起，同時鯨豚成為了海洋國家的象徵，代表著保育與本土的觀念，重新定義了鯨豚對人、以及臺灣島嶼的意義。17世紀的鯨油、以及19世紀開始直至1990年代末之間，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變化，作為檢視海洋生態與海洋觀念歷程的意義，與此同時，更反映了島嶼複雜而多元的海洋與海洋文化史脈絡。最後，從臺灣島上的鯨豚歷史，吾人也可再思臺灣與海洋、環境的關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