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推薦必買和特價產品懶人包

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艾德加.卡巴納斯伊娃.伊盧茲寫的 製造快樂公民:快樂產業如何控制我們的生活 和AlbertoVilloldo的 大靈之藥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什么是社会结构?什么是“结构性因素”? - 知乎也說明:社会结构 既是客观事实,也是人为的建构。因为同一案例在不同问题意识下往往有不同的结构,不同案例在同一问题意识下也可能发现相同的结构性原因(14)。社会结构会对 ...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立緒 和生命潛能所出版 。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政治研究所 楊三億所指導 宋淑琪的 食物浪費成因探討:歐盟主要會員國比較研究 (2020),提出社會結構性問題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食物浪費、經濟理性、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基礎建設、可支配收入。

而第二篇論文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羅秀華所指導 屠崇軒的 晴耕雨讀─綠色社會工作在桃園大溪的實踐 (2019),提出因為有 綠色社會工作、自我敘說、生存自主權、綠色照護、糧食自給、永續生活、社會性農場的重點而找出了 社會結構性問題的解答。

最後網站結構性流動 - 中文百科知識則補充:結構性流動是指因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突變,或因某項社會發明與創造而引起的人員流動。包括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流動。短期內影響社會結構和人口分布的變化。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社會結構性問題,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製造快樂公民:快樂產業如何控制我們的生活

為了解決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問題,作者艾德加.卡巴納斯伊娃.伊盧茲 這樣論述:

  「你的快樂值多少錢?」   快樂一旦能被量化乃至商品化,將不再只是一個哲學問題。   當「快樂」成為一門新興科學,一項熱門投資,一個巨大吸金利器……你的快樂是否也被「強迫更新」、「版本升級」?   拜正向心理學之賜,快樂從一個模糊的概念搖身變成人生成功的評量標準,也因此,快樂療程、服務和商品的供應及需求不斷增加,而有正向心理學家背書的「正念」訓練,更成為一門獲利豐厚的全球性產業,運用範圍囊括經濟學、企業管理到神經科學領域,年產值超過十億美元。   致力快樂研究的兩大陣營:正向心理學和快樂經濟學,其與個人主義及新自由主義之間彼此牽連共生的關係,在政府、企業與學術界三方聯手之下,已令快樂

深深融入到我們的「文化想像」之中,乃至於佔據著生活的核心地位,來自不同社會光譜、形形色色的快樂專家大行其道,如影隨形到令人生厭的地步。   隨著產業價值不斷增長,人們對快樂的理解已有所改變,要對其有所質疑,反倒成了離經叛道、大膽的舉動,而本書所為即是。   快樂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標嗎?本書並非是反對快樂,而是在面對快樂科學對「美好人生」流於化約的觀點,保持著一種批判的距離。 作者簡介 艾德加.卡巴納斯(Edgar Cabanas)   心理學博士,西班牙馬德里卡米洛.何塞.塞拉大學(Universidad Camilo José Cela)教授,曾是柏林情感歷史中心

(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合著有《幸福世代的現實生活》(La vida real en tiempos de la felicidad)等。 伊娃.伊盧茲(Eva Illouz)   知名社會學家,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School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及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教授。   研究重點為資本主義社會學、情感社會學、性別社會學和文化社會學,著作包括《冷親密》(Cold Intimacies)、《消費浪漫的烏托邦》(Consu

ming the Romantic Utopia)、《為什麼愛讓人受傷》(Why Love Hurts?)等。 譯者簡介 張穎綺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法國巴黎第二大學法蘭西新聞傳播學院碩士。譯有《無盡的讚歌》、《宛如希望之歌》、《女巫》、《藍色加薩》、《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柳橙園》、《重返革命現場:1917年的聖彼得堡》(以上立緒出版)、《謝利》、《觀鳥大年》等書。 導論 第1章|讓專家助你獲得幸福 第2章|重新喚醒個人主義 第3章|保持正向 第4章|貨架上的快樂自我 第5章|快樂是新的常態 結語 參考文獻   導論   二○○六年上映的好萊塢電

影《當幸福來敲門》(The Pursuit of Happyness)全球票房表現亮眼,創下三億七百○七萬七千三百美元的佳績。該部電影改編自事業有成的股票經紀人暨勵志演說家克里斯.葛德納(Christopher Gardner)的暢銷同名自傳。電影劇情以一九八○年代初期為背景,出身普通家庭的非裔美國人葛德納與妻子育有五歲兒子,正過著終日為家計奔忙的生活。甫開場的一幕裡,電視螢幕上正在播放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宣告國家面臨財政赤字的談話畫面。至於葛德納一家,面對要支付的房租、各種賬單和幼兒園學費,經濟狀況已是捉襟見肘。不過,葛德納堅忍不拔又有聰明才智,他始終渴望在職場上闖出一番成

就。無論面臨任何艱難險阻,他都保持樂觀心態。   有一天,葛德納行經美國最富盛名的一家證券經紀公司樓下,他看著從大門走出的幾位股票經紀人,心裡浮現一個念頭:「每個人都滿臉幸福!我為什麼不能跟他們一樣?」他下定決心要進入這家公司,當一名股票經紀人。他憑藉個人魅力和社交技巧順利錄取為無薪實習生。但妻子琳達不支持他的夢想。葛德納告知自己的計畫時,她譏諷以對:「怎麼不當太空人?」電影裡描繪的她恰恰是葛德納的反面對照:愛發牢騷、悲觀、一遇上挫折就輕言放棄;她在家裡已陷入山窮水盡的時候,拋下丈夫和兒子離開。由於葛德納沒有收入,父子被公寓的房東趕出,接著連汽車旅館也住不起,最後棲身遊民收容所。   儘管

如此,葛德納絕不容許自己被逆境擊倒:他依然西裝革履去上班,在公司主管和各個皆是常春藤名校出身的實習生對手面前,他一直保持光鮮體面。在實習之餘,他也兼顧原來的掃描儀推銷工作,日以繼夜地努力不懈。他認真準備結業考試,也盡心盡力照顧兒子。葛德納幹勁十足,堅定朝著目標前進。有次父子一起打籃球,他對兒子說道:「別讓任何人來告訴你,說你做不了某件事。你有夢想就要去捍衛它。如果你想要得到什麼,就要努力去實現。就這樣。」實習生培訓期結束後,葛德納以優異表現脫穎而出,得到夢寐以求的正式職位。在電影的結尾,他說道:「我人生這階段叫作幸福。」   這部電影的全球性成功饒有趣味的一面在於,它充分呈現出嚮往和追尋快樂

如今是我們人生中的頭等大事。快樂無處不在:電視節目,廣播節目,書籍和雜誌,健身房,飲食建議和節食規劃,醫院,職場,戰場,學校,大學,科技領域,網際網路,運動場,家裡,政治決策,當然,還有商店貨架上。我們每天幾乎都能聽見「快樂」兩個字,快樂是一個無所不在的詞彙。   快樂已經深深融入我們的「文化想像」(cultural imaginary)之中,乃至於佔據著我們生活的核心地位,如影隨形到令人生厭的地步。如今在網路搜尋引擎上輸入「快樂」這個關鍵字,就會跑出數以億計的搜尋結果。從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若在亞馬遜網路書店以「快樂」二字檢索書目資料,得出的結果約莫三百本,而今進行同樣的檢索,得出的

結果在二千本以上。推特(Twitter)、Instagram 和臉書(Facebook)上以快樂為標籤主題的貼文數量也大量增加。今後我們要理解自己和周圍世界,不能不掌握快樂這個概念。我們太過熟悉它,已把它視為理所當然。快樂既是如此稀鬆平常、順理成章的概念,要對其有所質疑,反倒成了離經叛道、大膽的舉動。   數十年來,快樂不單成為人人掛在嘴邊的字詞,我們對快樂的理解也有所改變。我們不再認為一個人是否快樂跟命運、環境有關,或者無病無痛就能夠快樂;我們不再認為快樂是積善行德的褒獎,或者快樂是傻人才有的傻福等等。現在我們普遍把快樂視為一種心態,可以靠個人的意志力來建立、控制和調整;我們只要掌握自身內

在力量以及活出「真實的自我」就能夠快樂;快樂是值得我們努力去追求的唯一目標;快樂是我們用來度量人生價值、成功、失敗以及心理健康和情緒是否充分發展的標準。   更重要的是,快樂如今已成為一個理想中「好公民」的必備特性。從這一點來看,葛德納的故事可以說格外令人玩味。《當幸福來敲門》這部電影最吸引人之處,並不在於它如何述說對快樂的定義,而是在於呈現了哪一種公民有資格得到幸福快樂。這個故事所展示的快樂並不是一個概念,而是某種特定類型的人:個人主義者,忠於自我,堅韌不撓,積極主動,樂觀開朗,擁有高情緒智商。在這個意義上,這部電影既讓葛德納成為一個快樂的人的完美化身,也讓快樂作為一則勵志故事的敘事核心—

這樣的一個「我」是由若干人類學假設前提、意識形態和政治美德所建構而成,也受到它們驅動。   葛德納本尊的傳奇則在現實世界裡繼續發酵。媒體熱中於報導他的人生經歷,期望藉此給數百萬人帶來鼓舞與啟發,讓他們明白富裕和貧窮、成功和失敗、快樂和不快樂,實際上都取決於每個人自己的選擇。在電影中飾演葛德納一角的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於二○○六年宣傳受訪時,一再表示自己很愛這個角色,因為葛德納是「美國夢的具體化身」。史密斯上「歐普拉脫口秀」(Oprah Winfrey Show)時更提到,「美國是一個偉大的概念」,因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能誕生出一位克里斯.葛德納的國家」(原話照錄)。但是史密斯

漏講了一點,那就是:無論是美國或其他國家,像葛德納這樣的人其實都是特例。他也略而未提的是:美國作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也是最不平等、底層脫貧極困難的國家之一。再者,烙印在美國文化和其集體潛意識裡的信念是:任何不幸都是個人努力不足所造成。這類功績主義(meritocracy)式的假設已經在西方國家大行其道,人們越來越傾向以個人是否「應得」的角度來看待每個人各自的狀況,而不再是從社會結構的演進過程著眼。這部電影正是這種心態的典型例子:葛德納被描繪為一位「白手起家」的模範生,他的人生是力爭上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式」奮鬥史,電影的結尾更明確傳遞出一則訊息:功績主義之所以盛行,是由於個人的堅持不懈和努

力必然會得到回報。   這部電影的賣座讓克里斯.葛德納在全球聲名大噪。後來的幾年間,他接受了數百場訪談。在訪談中,他不僅大方分享自己的快樂祕訣,也解釋為什麼電影片名裡的「幸福」要拼寫為 happyness:「『y』字是提醒你,是你(YOU),是你自己決定了你要過的生活,那是是你自己的(YOUR)責任。不會有人來幫你。一切都取決於你自己。」葛德納從成功的股票經紀人轉行成為激勵演說家,他找到了天職:將自己從血淚經驗得來的「智慧」傳播給更多人知曉,鼓勵人們將逆境化為成功和成長的轉機。二○一○年,在全球擁有超過四千萬名會員的非營利組織「美國退休人士協會」(AARP)任命葛德納為快樂大使,他全心致力傳

達的訊息很簡單:就像可以透過意志力和合宜的知識來捏塑和改變自我,快樂同樣是可以教導、學習和培養的。   然而,這樣的一個理念可說是自相矛盾的。葛德納主張快樂是個人責任(你自己,你的責任,只取決於你),卻也說人們需要像他這樣的專家來指導他們如何追求快樂。葛德納顯然落入矛盾的「重塑自我」迷思:即使一個人自力更生奮鬥、「白手起家」,他依然需要別人的指導和指引。此外,葛德納的理念並非首創,他只是重拾一個深植於社會,綜合了意識形態、靈性和通俗文化的傳統。那樣的一個傳統長久以來滋養和維繫著一個規模可觀的市場。在那裡,自我改變、個人懺悔贖罪和人生勝利經歷都成為可供販售的商品;它們提供的是一種「情緒慰藉」功

能,目的在調整人們看待自己和周遭世界的方式。這類帶有「聖徒傳」樹立典範旨意、以自身經歷教導大家如何幸福快樂的自述或傳記,確實是美國大眾文化中歷史悠久的特產,例如一八五○年代的山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十九世紀晚期的霍瑞修.愛爾傑(Horatio Alger),一九五○年代的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以及一九九○年代的歐普拉.溫芙蕾(Oprah Winfrey)。   事實上,追求幸福快樂不僅是美國的文化特點之一,也是其施政願景。而透過許多「非政治」人士,包括心理自助類書籍作者、各領域專業教練、企業界人士、基金會、私人機構、好萊塢電影

、電視脫口秀、名人及心理學家的鼓吹和推廣,這個「願望」也已被傳播到世界各地。但一直要到晚近,追求快樂才成為一個全球產值數十億美元、有科學實證為佐(與硬科學相輔相成)的產業。   如果《當幸福來敲門》這部電影是於一九九○年代推出上映,很可能落得沒沒無聞、激不起任何一點漣漪,畢竟當時的書市和好萊塢商業片已充斥著滿坑滿谷的人生勝利故事。但是到了二十和二十一世紀之交,情況幡然轉變。是一九九八年創立、從美國政府機關和公私機構得到豐沛奧援的正向心理學,將追求快樂這件事推廣到全球範圍。這些正向心理學家認為,追求快樂不該只是美國人的權利(美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也是所有人類與生俱來的渴望,幸福意味著個人每個

層次的需求都獲得滿足。正向心理學聲稱透過實證研究,已經找到有助於人們快樂生活的若干關鍵因素,任何人只要遵循「專家」建議(簡單又經證實有效的方法)就能提升自己的快樂程度。這論調並不新穎,但是由心理學家提出來,似乎就必須認真看待之。在幾年之內,正向心理學運動就達成任何其他領域所不及的成就:它讓快樂成為大學裡開設的課程,也使得許多國家將其列為施政目標,乃至優先於社會、政治、經濟面向。   拜正向心理學之賜,快樂不再被視為一個模糊的概念、一種烏托邦式的目標或是一個難以到手的奢侈品。相反地,它成為一個人人皆可企及的目標。快樂這個概念更成為評量標準,用來確立身心健康、人生順利成功、各種機能都發揮出最佳水

平的人應該具備哪些心理條件。毫不令人意外的是,這些要件與葛德納那類人的人格特質幾乎完全一致。就和葛德納一樣,那些快樂又健康的人都獨立自主、忠於真實的自己(authentic)、處於「巔峰」和「圓滿」(flourishing)的狀態;他們具有穩定的自尊和高情緒智商、心態樂觀、心理韌性強大,並且積極主動。的確,一個快樂的人該有的特點,葛德納統統都具備,因此《當幸福來敲門》這部電影簡直可以被當作正向心理學的宣傳片。   隨著正向心理學的出現,葛德納的激勵演說不再被視為純粹的勵志口號和心靈雞湯,而是鐵錚錚的科學事實。獲許多企業、機構邀請演說的葛德納與全球產值數十億的快樂產業都在販賣的概念,世界各國的

權威機構與富比士全球百大企業都想推廣的概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只要以更正向的方式看待自己和周遭世界,任何人都能翻轉人生,活出更好的自己;正向心理家恰恰為他們提供了科學的背書。如今有許多人認為追求快樂是嚴肅的挑戰,而採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快樂,勢必能在社會層面和心理層面帶來可觀的益處。但在另一些人看來,正向心理學聲稱的科學根據僅僅是幌子:在其承諾自我實現與社會地位提升的玫瑰色願景背後,整個學科的理論和實踐方法都只是自圓其說和紙上談兵,實際運用的情形並不理想,成效見仁見智。   這些懷疑者和批評者的擔憂後來都一一應證。閃爍者未必都是金,因此我們起碼應該審慎地探究正向心理學和其美好承諾。   閃爍者未

必都是金   快樂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標嗎?或許是。儘管如此,我們面對那些快樂科學的主張,還是可以保持一種批判的距離。寫這本書並不是要反對快樂,我們質疑的是快樂科學對「美好人生」流於化約的觀點——儘管那些論調現今已廣為大眾接受。當然,想幫助大家活得更快樂,這樣的初衷不僅無可非議,還值得褒揚。但是快樂科學對快樂的見解很可能有其侷限性,其主張經不起考驗,理論與實踐結果不無自相矛盾之處,抑或根本不見任何成效。   我們對快樂科學所定義的快樂抱持哪些疑問,接下來將從認識論、社會學、現象學及道德四個面向分別說明。首先從認識論的角度,我們質疑快樂科學被稱為科學的正當性,由此,對於它所提出

的快樂概念是否具備客觀的科學性,我們要打上問號。老實講,快樂科學是一門「偽科學」,其假設和論證邏輯都充滿瑕疵。實用主義學家查爾斯.皮爾士(Charles Pierce)說過,如果因果關係、關聯性原本就薄弱,再多的論證也無法使其堅實起來;而快樂科學所憑藉的即是許多毫無根據的假設,在理論上缺乏連貫性,在研究方法上嚴重不足,研究結果往往欠缺實證,提出的主張更流於種族中心主義和過度化約。基於這些理由,儘管這門科學聲稱自己是真實的、客觀的科學,我們仍無法不對其抱持批判性的態度。   其次,無論快樂科學本身是否足以作為一門科學,從社會學觀點來看,我們要問有哪些「社會施為者」(agent)會將它的快樂概念

視為有用的,而此概念又是為哪些利益和哪些意識形態服務,一旦化為政策大規模推行落實以後,又會帶來哪些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快樂科學與其所催生、哺育的快樂產業,對以下這個概念的普及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一個人是富裕或貧窮,成功或失敗,健康或罹病,都是他自己的責任。由此論點便順理成章推衍出另一個主張:沒有社會結構性問題,僅有個人的心理缺陷;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所謂的社會之物,僅有個體」——容我們引用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受到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啟發)所說的那句名言。現今的這種快樂概念,不久後很可能只淪為新自由主義文化強加於人的價值理念之一。由芝加哥學派發軔

、一九五○年代由其他多位經濟學家繼續推動的新自由主義革命,事實上已經成功說服全世界:比起追求集體利益,讓個人追求幸福快樂更為實際,也最值得嘉許。就如柴契爾夫人於一九八一年接受《星期泰晤士報》(Sunday Times)訪問時所言:「過去三十年政府的施政方向始終走在集體主義的軌道,這點令我無比惱火。大家最後都忘了個人才是重要的……透過改變經濟,就能改變人們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經濟是手段;目的在改變人的心靈。」從而可以斷言,快樂並不像快樂科學學家所主張的那樣是人人都應該追求、不可置疑的最高目標,追求幸福快樂實則象徵著個人主義社會(治療性社會、原子化的社會)凌駕於集體主義社會。   從現象學的角度

,我們也看出快樂科學問題重重。多數時候,這門科學不僅無法達成自身設定的目標,還把根本自相矛盾、不符預期的研究結果拿來自吹自擂一番。而快樂科學所提供的保證,像是:有辦法讓個人改善自身缺陷、找回自我本真性(authenticity)和達到自我實現等等,無疑是一種治療取向的論述;然而得先有「症」才有「藥方」的用武之地,可以想見,快樂科學學家要提出多少種療法,就意味著他們得「生出」多少種名目的病症。此外,這門科學將快樂定義為人生的最高目標,但那條終點線卻是變幻不定,沒有明確標準的,因而孕育出各種各樣的「快樂信徒」及「對快樂焦慮」患者——他們成天關注自己的狀態,忙著揪出自身的心理缺失,忙著改正缺點,忙著

改變自己和提升自我。現今的消費市場大肆鼓吹「身心健康」的重要,快樂自然成為最具賣相的商品。不過,被這股趨勢牽著走,把希望寄託在五花八門療法、商品和服務(由學術圈或實務界那些自詡為快樂專家的人士所提供)的消費者,很快將會遭遇上述的困局。   最後是道德層面的疑慮,主要關乎快樂和痛苦之間的關係。快樂科學將快樂和正向情緒等同於生產力、功能性、優秀和正常,把不快樂和上述特質的對立面劃上等號,強制我們在痛苦和幸福之間做出選擇。只要認同快樂科學學家的這番觀點,就意味著我們時時都面臨選擇,時時都面對多個選項,而正向和負向代表截然對立的兩端;這也意味著,我們可以決定劃去痛苦這個選項,此後一勞永逸。當然,人生

不可能沒有苦痛傷悲,但快樂科學堅定不移地主張——痛苦和快樂都是個人選擇。那些不把逆境當作成長機會的人,即使百人百樣情,也一概被視為自作自受,是自己選擇了不幸。因此我們其實沒有太多選擇:快樂科學不只強迫我們要快樂,如果無法過上更成功、更圓滿的生活,它會將責任歸咎於我們自己。   (全文未完)  

社會結構性問題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同性婚姻的家庭若想要建立親子關係,按《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第20條立法理由說明:「為保障同性關係之一方親生子女之權益,應許他方得為繼親收養,由社工專業評估及法院之認可」。法院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委託專業人員進行訪視,法院將參考訪視人員提出的訪視報告及建議決定是否認可收養。因此社工、法官都是影響成敗的因素。

所謂的繼親收養,以女同志為例(男同志以生父類推),它的組成通常是一個生母,及一個伴侶,而這個伴侶要收養生母的小孩。

現代社會,通常有共識,撫養孩子的責任在雙親,而非單由生育的那方獨立負擔。女性主義平權運動以來,一直強調的就是反對所謂的「母職說(Motherhood)」,這個意思是有關照顧家庭、照顧小孩等等這些家務責任,過去被視為生母天職,也就是把照顧小孩的責任,全部推給生小孩的那一方。但事實上,照顧小孩應該不只是生育方的責任,也是其同居人、伴侶的責任。這在一般的異性戀婚姻中,因為婚生推定的關係,所以丈夫在小孩生下來那一刻,就肩負了撫養小孩的法律責任,沒辦法逃走。但同志家庭在法律上只有血緣關係的生育方要負擔撫養責任,另外一個伴侶可以看自己決定要不要收養,一定要走至少三個月的收養流程,且收養流程要經過社工、法官,還不一定會過。

我認為在這之中比起異性婚姻,不管是社工或法官,都應該更需要特別照顧平等權及小孩最佳利益問題。通常我們會認為,對小孩利益來說,一個生母和伴侶都有責任要一起撫養小孩,絕對是比只有生母一個人肩負撫養小孩的責任,前者優於後者。

然而收養訪視的報告格式中,「家人對收養人的態度」以及「親子關係的描述」在收養評估占了非常重要的篇幅,都是需要由訪視人員來觀察和書寫完成。過去在同婚未通過時,曾有社工因認為小孩太小無法面對同儕壓力,所以給出不適合收養的建議,但當時好在法官有考量和體察,所以最後有收養成功。

因此訪視人員在調查時,我認為社會局必須注意第一線人員的訓練,要特別注意同志家庭與異性婚姻的社會結構性問題不同,也就是不能因為原生家庭長輩並不一定認同同志,甚至可能有不友善或歧視問題,而成為阻礙孩童受雙親最大照顧的最佳利益。

亦即訪視人員在面對同志家庭時需注意下面三個原則:
1. 不應讓生育方獨自承擔撫養小孩的責任。
2.不應讓原生家庭對同志的不友善,而影響繼親收養的認定,導致小孩高風險面臨法律只有一位血親有責任照顧他/她,這是本末倒置。
3.應重視社會結構性的問題,更加同理同志家庭。

我認為,這不只是同志的問題,還是有關母職的性別平權問題,更是兒童權益問題。我身邊就有掌握,至少五對同志伴侶因為這個收養流程而卻步,最直接影響就是孩子的受照顧撫養權利及未來的繼承權利。

因此我在今天的民政部門質詢中要求社會局:
1. 定期舉辦全台北市訪視人員同志收養工作坊,並提供結案報告以供未來施政參考。
2. 促進社工與同志團體交流,建立聯繫窗口,協助輔導同志收養相關議題
3. 建立社會局同婚收養申訴管道

面對社會的進步,行政機關就要有帶頭的作用,把體制完善,成為同志家庭的後盾,讓這些孩子能生活在一個可以完全獲得最大照顧及友善的社會。

食物浪費成因探討:歐盟主要會員國比較研究

為了解決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問題,作者宋淑琪 這樣論述:

食物浪費近年漸漸成為一個熱門的國際關係研究議題,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每年生產的食物中有約13億公噸被丟棄,巨量食物浪費不僅造成可觀的經濟損失,亦帶給環境嚴重危害。聯合國糧農組織從推行一連串減緩食物浪費的倡議開始到2015年米蘭世界博覽會展出各地的農產食品和飲食文化,欲透過推動米蘭憲章再次喚起民眾對食物與土地的關注,以及2015年聯合國發展計畫署推行並設立永續發展目標,為國際社會設定未來 15 年努力的方向。本文主要目的在於釐清政治、經濟因素和社會結構性問題和食物浪費的因果關係,選定擁有相似的政治與經濟背景的歐洲國家作為個案研究,探究在相似背景的已開發國家其個別食物浪費原因,並分析其相似

和相異之處。本文著重於歐盟主要會員國,然而會員國的行為決策與歐盟息息相關,互相牽引,故將使用層次分析探討多層次治理中的第一類行為者「歐盟」與第二類行為者「會員國」之間的互動,藉由經濟理性去觀察彼此理性選擇下的各自選擇。本文從一個大框架去探討食物浪費,從食物浪費防治的發展與挑戰作為論文討論的開端,再到經濟性結構因素、社會性結構因素與食物浪費的關係的剖析。就所提出的假設去檢驗變因的因果去探討,發現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對歐盟市場、食物生產與消費的型態有著顯著的影響性,當公共政策越支持食物生產,食物浪費的情形也隨之增加;基礎建設完善高對於減少食物浪費耗損可能存在助益,然而需要有更明確的顯著性則待未來可透過

深入個案國進行比較及驗證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最後一項發現是可支配收入對食物浪費的關聯性不明確,須待更進一步驗證。

大靈之藥

為了解決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問題,作者AlbertoVilloldo 這樣論述:

轉動古老薩滿的智慧藥輪; 尋回身體、心智,與靈魂所需的療癒之道   現代人在身體及情緒上常面臨著失控的危機,例如肥胖、糖尿病、自閉症及阿茲海默症等所謂的「文明病」,正以令人擔憂的速度不斷地增加,而這些病灶都與我們日常的飲食方式及心理壓力來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書以薩滿巫士的視角,全方位地探討現代醫藥與人體健康的療癒方式。阿貝托博士以薩滿的古老智慧作為指引,輔以現代神經科學及營養學之研究為理論根基,將靈性哲學與科學原理的應用,做了強大的融合與詮釋;讓人體藉由健康食材的營養素吸收,以及釋放情緒的壓力源,排除那些累積在我們身體的毒素及有害的情緒,讓頭腦保持清明、擁有正面的情感能量,並

與神靈結下深厚的連結,去經歷一個全新的人生目標。   修復身體與大腦的機能,並非僅靠醫藥或薩滿的療癒技巧,療癒自己的關鍵,其實取決於我們本性具有的、有意識地擁抱自己與世界的能力。《大靈之藥》透過系統性的科學分析及靈性的引領,將協助我們克服對於改變與失落的恐懼,並發現人生旅程真正的意義。 本書特色   本書指引你領受「大靈之藥」,去發現我們內在的療癒者、蛻下陳舊的過往經驗、戰勝那潛近而來的死亡恐懼、克服對改變與失去的害怕,並且發現人生旅程真正的目的。大靈之藥是自我療癒方面強大而有智慧的處方,也是二十一世紀全民身、心與靈魂照護問題的全面性解答。  

晴耕雨讀─綠色社會工作在桃園大溪的實踐

為了解決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問題,作者屠崇軒 這樣論述:

人類社會的發展在二十一世紀正面臨嚴峻的環境議題,人類和環境的互動始終無法相互依持,本研究透過敘說的方式,呈現研究者在桃園市大溪區的田野經驗,以及以研究者本身的生命經驗出發,從鉅視和微視觀點探討人在自然環境的生存和自主性在哪。 綠色社會工作在台灣仍處於萌芽的階段,不同於原發起人Lena Domenelli教授的脈絡,研究者試圖從經驗中建構實踐的方法論,以「人權」的觀點提出「生存自主權」的概念,並以此延伸出三條實踐的策略,分別為「綠色照護」、「糧食自給」、「永續生活」,但在綠色社會工作的核心理念上,仍是批判新自由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工業思維與提倡環境正義。 本研究期許為社會工作者反思增添自然

環境觀點的重要性,並思考跨領域的合作以因應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方法,使全體人類朝向與地球互利共生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