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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第2版）

為了解決法律約束力英文的問題，作者王正毅 這樣論述：

本書最早於1997年以《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次第二版主要是在《邊緣地帶發展論》基礎上進行的。由於原書所涉及到的東南亞各國的發展戰略以及經驗資料截止於1997年，所以，這次第二版主要是對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進行分析，並對1997-2017年之間所涉及的經驗資料進行整理。 本書試圖對東南亞地區各國在獨立後(1945—1990年)以及冷戰結束以來所制定的發展戰略進行比較系統的地緣政治經濟分析。作者發現，東南亞的發展仍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邊緣地帶的發展，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各國所進行的發展戰略的調整並沒有從根本上改

變其邊緣地帶的性質。 王正毅，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政治經濟學系主任。其他學術兼職：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日本財團（Nippon Foundation Group）學術委員會委員、泰國Chulalongkorn Journal of Economics 國際編委、英國The Pacific Review國際編委。 目前主要從事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區域化比較研究、發展和轉型的政治經濟學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商務印書館200

0年版）、《世界體系與國家興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和《國際政治經濟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曾經獲得獎勵主要有：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基金獎”（1999年），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人文社會科學）培養計畫”（2000年），政府特殊津貼（2001年），教育部“霍英東教育基金第八屆青年教師基金研究獎”（2002年），……，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4年）。 叢書總序 第二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導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 一、關於“發展”的兩種不同視角 二、發展的地緣政治經濟分析 三、以東南亞為分析案例的理論、方法及其戰略意義 四、本書的分析框架

第一章 東南亞：作為一個區域 一、“東南亞”名稱的由來 二、東南亞的地域範圍 三、富有戰略意義的地理位置 四、重建東南亞：相互競爭的地區秩序觀念 簡短結論 第二章 世界地緣結構的變動與東南亞 一、世界地緣結構的三次變動 二、東亞國際體系與東南亞 三、西方殖民體系與東南亞 四、戰後東南亞政治地圖的重組 五、兩極世界格局與東南亞 六、獨立後東南亞地區共同面臨的問題 簡短結論 第三章 主權國家的建立：疆域與疆界 一、勢力範圍和國家疆域的形成 二、近海資源及大陸架疆界 三、東南亞海域及近海資源分佈狀況 四、東南亞海域劃界及其爭端分析 簡短結論 第四章 經濟結構的調整：工業化與產業佈局 一、工業

化的階段及總的特徵 二、不同工業化模式的地緣基礎 三、工業化戰略對產業佈局的影響 簡短結論 第五章 社會系統的重建：民族和民族主義 一、東南亞的民族和民族國家 二、民族主義和不平衡發展 三、民族政策和社會重組 簡短結論 第六章 21世紀東南亞地緣發展態勢 一、冷戰後的時代特徵 二、東盟與東南亞區域的重建 三、在大國競爭中求發展 簡短結論 結束語：東亞國際體系何以成為可能? 一、三種流行觀點 二、兩個思想誤區 三、三個難解之題 四、東亞國際體系的基礎、動力、結構和特徵 附錄一 東南亞國家聯盟大事年表（1967-2017） 附錄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 附錄三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附

錄四 中國堅持通過談判解決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的有關爭議 主要參考書目 後 記 索 引 修訂版前言 本書最早是我1993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東南亞政治經濟地理研究》，之後經過修改,於1997年以《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次修訂主要是在《邊緣地帶發展論》基礎上進行的。由於原書所涉及到的東南亞各國的發展戰略以及經驗資料截止於1997年，所以，這次修訂工作主要是對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進行分析，並對1997-2017年之間所涉及的經驗資料進行整理。作者發現，東南亞的發展仍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邊緣地帶的發展，而19

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各國所進行的發展戰略的調整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邊緣地帶的性質。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和變動仍然圍繞著如下四種趨勢進行，這四種趨勢分別是：經濟全球化、地區一體化、美國霸權衰退以及中國經濟崛起。 （1）經濟全球化。冷戰結束後的第一個趨勢就是經濟全球化在範圍上的擴展與程度上的深入。儘管許多發展中國家受益於日益深入的經濟全球化，並出現了許多新型經濟體以及轉型國家，但經濟全球化到目前為此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處於核心區的國家仍然是之前的發達國家，而處於邊緣區的國家仍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冷戰期間崛起的新型工業化國家、冷

戰後興起的新型經濟體和轉型國家。而東南亞地區各國，無論是先前被稱為新興工業化國家（諸如新加坡、泰國、印尼、菲律賓、汶萊）還是後來的轉型國家（諸如越南、緬甸、老撾和柬埔寨），在經濟上仍然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緣區。雖然在過去20年中、特別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在許多國家出現了對經濟全球化的不滿，甚至出現了“反全球化”的運動，但在東南亞地區，各國卻通過工業化戰略的調整，競相擁抱經濟全球化，這不僅體現在這些國家的投資政策和貿易政策中，而且也體現在這些國家的經驗資料統計上。所不同的是，在冷戰期間以及冷戰後初期，東南亞相關國家（主要是東盟五國）的工業化戰略，對外貿易以及吸引投資的主要國家是

西方發達國家；而在冷戰後中期以後，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國家的對外貿易以及外資的來源國不但包括西方發達國家，而且也包括崛起中的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新型經濟體。 （2）地區一體化。冷戰結束後的第二個趨勢是地區一體化的盛行。在多樣化的地區一體化進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基於制度和法律約束力的歐盟一體化進程和以非正式性和鬆散性著稱的“東盟方式”的東盟一體化進程。“東盟方式”（ASEAN way）自產生以來在國際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廣泛爭議，爭議的焦點集中在“東盟方式”的非正式性和鬆散性。國際學術界主流觀點一直認為，與基於正式制度的歐盟一體化相比較而言，基於非正式制度方式的東南亞地區一體化進程

註定是緩慢的，區域內國家關係必然是脆弱的，最終結果也是難以如其所願的。但經驗現實表明，從1992年1月東盟六國宣導“東盟自由貿易區”到1999年東盟擴展為東盟10國，從2003年東盟宣導“東盟共同體”2015年12月宣佈成立“東盟共同體”，東南亞國家一刻都沒有停止其地區一體化的進程。東南亞地區既有新型工業化國家（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波和汶萊），也有堅持社會主義的轉型國家（越南和老撾）和發展中國家（柬埔寨），還有變革中的民主化國家（緬甸），這些國家之間的差異性絲毫沒有影響東南亞地區一體化進程。恰恰相反，這些國家相互之間在“東盟方式”的主導下，即使在1997/1998年亞洲經融危機發

生之後，雖然國家之間也有對外政策選擇的差異（諸如馬來西亞和泰國），但在地緣政治經濟整體戰略選擇上卻是出奇地一致，仍然在加強地區一體化進程，既沒有發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盟國家相互之間的指責，更沒有出現2016年6月英國退出歐盟的舉動。 （3）美國霸權的衰退。冷戰後的第三個趨勢是美國霸權的衰退。美國霸權的衰退不僅體現在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世界秩序的變革中，而且也體現在美國不斷變化的亞太戰略中。美國霸權的興衰以及由此引起的大國競爭與合作一直是東南亞國家進行地緣政治經濟選擇時考慮的首要因素。冷戰時期如此，冷戰結束後仍然如此。冷戰期間，東南亞地區分化的地緣政治態勢主要受蘇聯、美國和中國相互關

係的影響，並因此發生了“越南戰爭”（1961-1975）和“柬埔寨衝突”（1978-1991）；而東南亞的地緣經濟則主要受美國和日本關係的影響，美國的“新太平洋主義”和日本的“福田主義”一度成為東南亞相關國家選擇的功能表。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東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經濟戰略的選擇則主要受美國、日本和中國相互關係的影響。面對日本經濟持續的低迷，美國逐步放棄了冷戰後期美、日共同主宰亞太地區的經濟戰略構想，轉而通過多邊主義（諸如“亞太經合組織”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將東南亞納入到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區經濟戰略中，同時美國也是每年一次的“東盟地區論壇”的積極參與者，以此表達美國對亞太地區安全秩序的關

切。日本為了維持其在東南亞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分別於1992年、2003年、2015年對《官方開發援助大綱》進行了三次修訂，並於2003年10月與東盟領導人簽署了《日本與東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框架協議》。與美國一樣，日本也積極參與“東盟地區論壇”，以期擴大日本在亞太安全議題上的發言權。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東盟與中國不但加強了經濟合作，於2002年11月簽訂了《東盟－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而且也加強了在安全領域的合作，中國於2003年10月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成為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域外國家。所有這些都表明，東南亞地區並沒有因為其“以東盟為中心”而真正實現了其地區自治的願望，相反，中國

、美國、日本等諸大國相互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仍然是影響東南亞地區各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選擇的首要外部因素。 （4）中國經濟的崛起。冷戰結束後的第四個趨勢是中國經濟的崛起。作為東南亞地區各國北部最大的鄰國，中國從來都是影響東南亞地區發展的重要地緣因素。冷戰期間如此，冷戰結束以後也是如此。在冷戰期間，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主要是東盟五國對抗中國和前蘇聯的意識形態之舉，而隨後曠日持久的“柬埔寨衝突”的解決則主要受益於中美關係的改善。冷戰結束之後，中國自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初見成效，雖然中國努力奉行“韜光養晦”和“和平發展”政策，但“中國威脅論”在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一直甚囂塵上，直到199

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中國在危機中採取“以鄰為友”而非“以鄰為壑”的政策獲得了東南亞相關國家的讚譽，這為東南亞和中國的全面而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礎。 2002年11月，東盟與中國領導人不但發佈了《東盟和中國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宣言》，雙方就反對恐怖主義、跨國販毒、海盜、洗錢等非傳統安全加強合作；而且締結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就尊重地區合法航行以及各方和平解決爭端達成協議，同時雙方還簽署了《東盟-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力爭將“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建設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貿易區。但由於東南亞各國在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中利益關切有所不同，諸如新加坡、泰國、老撾、柬埔寨和緬甸主要關注經濟利益，而越

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汶萊在關注經濟利益的同時，更為關注因南中國海而引起的安全利益，這就使得東南亞國家在與中國的關係上很難用一個聲音說話，從而使得“以東盟為中心”願望大打折扣。 在《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出版之後的20多年時間裡，圍繞著東南亞地區的發展，我主要加強了如下四方面的學術研究。一是在理論上加強了對世界體系理論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並於2000年出版了《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二是從1996年起邀請亞太地區七個國家學者進行學術合作，對冷戰後東南亞政治經濟研究擴展到亞太地區政治經濟研究，經過近10年的國際合作研究，於2007年與美國學者邁爾斯·

卡勒教授和日本學者高木誠一朗教授合作主編出版了《亞洲區域合作的政治經濟分析：制度建設、安全合作與經濟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三是分別參與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學者們主持的國際合作專案，並多次對東南亞地區相關國家進行實地考察，期間所發表的英文論文“Conceptualiz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China confronts globalization ”(2004), “Transition Paradigm, 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Domest

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2009)，“Contending East Asian Regional Identity: Market-led, Institutions or Social Reconstruction” (2010)就是與東南亞學者們交流的結果。四是翻譯了阿米塔·阿查亞教授在國際學術界享有廣泛盛譽的關於東南亞地區秩序的著作《建構安全共同體：東盟與地區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所有這些工作為此次修訂本書奠定了學術基礎。 在《邊緣地帶發展論》出版20周年之際，回顧1997年以來東南亞地緣政治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發現，東南亞地區各國一方

面以“東盟方式”加強東盟作為一個地區組織的建設，在地區內通過“東盟自由貿易區”和“東盟共同體”的宣導重構地區秩序；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努力“以東盟為中心”應對世界地緣政治經濟秩序的變革對該地區安全和經濟的挑戰。但20年來東南亞地區的經驗現實（各國發展戰略的調整以及經驗資料）再次表明，儘管東盟在過去50年、特別是1992年以來發表了無數自認為“里程碑式”的宣言和倡議，以突出其“東盟方式”和“以東盟為中心”所創造的“東盟奇跡”，但所有這些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東南亞地區作為邊緣地帶的特徵。 2010年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轉捩點，中國在經過30多年改革與開放，超越日本成為世界體系的第二大經濟

體，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印尼時，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另外，東盟也在2003年提出建設“東盟共同體”，並於2015年12月宣佈成立“東盟共同體”。如何深入理解東盟以及東南亞各國的地緣發展戰略，以及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再次成為國際社會和學術界廣泛關注的議題。雖然本書嚴格意義上來說只是一本學術性著作，而非政策研究報告，但作者深信，好的學術未必能帶來好的政治，但好的政治一定是以好的學術為支撐。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范蔚文先生在過去幾年不斷敦促我對原書進行修訂再版。對於一名社會科學研究者，如果20年前出版的學術著作所提出的基本論點和分析框架，仍能經得起相關國家制

定的發展戰略以及經驗資料的檢驗，在當今這個網路資訊大爆炸的學術速食時代，縱然會面臨不同的學術挑戰，也是學術生涯中莫大的欣慰。 王正毅 2017年6月於北京大學

法律約束力英文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由刑事法「通姦除罪化」探討 台灣基督教信仰團體的處境與對應

為了解決法律約束力英文的問題，作者蔣明福 這樣論述：

保障自由與權利是普世價值，而對於身體自主權的追求則是目前台灣社會的時代趨勢。近幾年有關家庭及婚姻的法律規範的發展也是如此。大法官在2020年5月29日以釋字第791號解釋，公布刑法通姦罪、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規定均違憲，刑法第239條通姦罪之刑法需廢止，以符合保障性自主權的比例原則。本論文以台灣基督教信仰團體為主體，從基督教倫理的角度去思考，復以重新詮釋聖經誡命「不可姦淫」之意涵，來對應基督教信仰團體的處境。在本研究中探討國家法律對於男女在通姦罪中之立法沿革、審判與執行間的不平等，是促使通姦除罪化的一股推力。在觀察近年來離婚官司終結案件中的離婚原因，發現與配偶以外之第三人發生性行為之原因

比率非常低，更坐實了倡議者所訴諸的，婚姻端賴配偶雙方有無良好的溝通，彼此間互信與承諾，絕不是靠配偶擔負性忠誠的義務來維繫。對基督信仰群體來說，針對婚姻及不可姦淫的教導不僅在聖經中，在教會同樣有諸多的警惕。若經文必須具有彈性來適應各樣不同的社會脈絡及處境，是需要透過重新詮釋且是具有批判性的詮釋，來使聖經確實能符合耶穌基督所謂「愛」的基本原則。耶穌透過愛來提醒人脫離姦淫這個罪的綑綁，並讓神律內化成為內在自律，成為內心新的控制力。以基督徒婚姻來說，透過『hesed』及『盟約』使夫妻在上帝的愛中被建立，並讓美好的婚姻連結於「終極關懷」，自然能做出「非比尋常」的委身，進而享受美好婚姻及性關係，並克制婚姻

關係外的情慾。倫理的選擇向來都是一件困難的事，而基督教倫理是以基督信仰為基礎，來省察基督信仰團體的所作所為，及持守有助於促進道德美善的價值。求主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神學思想及聖經教導上有更多的洞察力，使基督徒有新的看見並在基督裡得完全的自由。

氣候變遷與全球治理

為了解決法律約束力英文的問題，作者楊惟任 這樣論述：

　　1990年以來，國際社會透過協商希望建立一套有效治理的國際氣候制度和規範，以協調各國的政策和行動，減緩全球暖化，降低氣候變遷的威脅。然而，當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成為氣候治理的主要手段，因為涉及不同的國際體系行為者和國家內部行為者的利益，氣候變遷不再只是單純的科學問題，並轉換為跨層次的行為者之間的政治角力。 　　此外，氣候變遷主要是由人類活動所造成，最終也必須由人類解決，所以氣候變遷是「人」的問題，無法由自然科學單獨解決，必須藉由社會科學才能深入了解人為因素在氣候變遷問題的作用和影響。社會科學提供人類追求永續發展的智慧，讓人類能夠處理氣候變遷帶來的經濟發展、社會正義、文化調適及國家安全等問題。

　　這本書的部分內容出自作者在2015年出版的《氣候變遷、政治與國際關係》，但保留沿用的篇章都經過深度修改，內容也予以更新和重寫，新增的篇章佔本書內容的一半，將研究範疇從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擴展到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倫理學、安全研究，目的在完備社會科學對氣候變遷之討論，是作者在氣候變遷研究的階段性總結。   作者簡介 楊惟任 　　英國Warwick大學政治學暨國際關係博士，英國Reading大學國際關係碩士。我國政治學門經由教育部審查通過最早升等的教授之一，歷任國立台北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立法院問政次團顧問、華視教學中心講座、醒吾科技大學國際商務系教授兼商管學院院長，現任世新大

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關係、兩岸關係與政策、國際氣候政治、政治發展、選舉研究、人工智慧與公共政策。 　　代表學術專書包括《氣候變遷與全球治理》（2018）、《氣候變遷、政治與國際關係》（2015）、《中國與國際氣候政治》（2011）、《中國的全球戰略與主權基金》（2010）、《兩岸經貿發展分析與研究變數建構》（2009）、《單一選區兩票制新解》（2009）、《兩岸經貿關係》（2006）、《台灣經濟論》（2004）、《兩岸經貿之政治經濟分析》（2003）、《解析單一選區兩票制》（2003）等12冊，另有教科書4冊，學術期刊論文（不含研討會）近70篇，研究計畫超過1

0案。   自序 PART1 研究篇 第一章 國際氣候政治與研究議題 第二章 賽局理論對氣候談判研究之適用性 PART2 政治篇 第三章 氣候外交政策的形成：以中國為例 第四章 氣候變遷與政府 第五章 主權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的角色 第六章 地方政府與全球氣候工作 PART3 國際關係篇 第七章 國際氣候政治的發展與變遷 第八章 國際氣候政治的爭論：氣候正義的觀點 第九章 美中氣候外交的競爭與合作 第十章 巴黎氣候談判與協議之分析 PART4 經濟篇 第十一章 國際氣候基金發展概述 第十二章 氣候變遷與綠色經濟 第十三章 英國低碳轉型的經驗和啟示 第十四章 氣候變遷與

貿易的關係和挑戰 PART5 社會與文化篇 第十五章 道德在氣候變遷議題的重要性 第十六章 氣候變遷的文化分析 第十七章 媒體與公眾氣候變遷意識 第十八章 氣候變遷的性別觀點 PART6 安全篇 第十九章 氣候變遷對國家和全球安全的影響 第二十章 氣候與氣象武器 附錄一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附錄二 京都議定書 附錄三 巴黎協議 參考文獻 英文縮寫   自序 　　我為什麼要出版這本書？ 　　兩岸關係和中國問題是我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二，為了解中國在國際氣候政治的參與，我在2009年撰寫《中國與國際氣候政治》一書，從政策形成的角度切入，對中國氣候外交政策進行研究，經過兩年多的努力，

在2011年順利出版。在專書撰寫過程，我對氣候變遷議題開始產生興趣，我發現這個議題比起我過去專注的研究領域有意義得多。 　　尤其，國內政治和兩岸問題在台灣總是與意識形態脫離不了關係，任何對政治發展、兩岸關係、中國問題的理性討論，不論是從事學術研究或在媒體發表文章，總會受到特定政治立場的人士，對內容曲解、斷章取義、惡意攻訐，甚至影響學術論文的審查和刊登結果，不知道這是理性主義的悲哀？還是資源排擠的必然現象？ 　　作為一位青壯的社會科學家，我未曾經歷白色恐怖，但見證了台灣經濟起飛和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也正在活在台灣經濟停滯和政治扭曲發展的環境下。儘管我的國中小教育處於威權時代的中國文化霸權的控制

下，但我從來沒有「台灣人vs.中國人」的認同矛盾，我打從心裡就是台灣人，但我和多數台灣人的文化觀，與對岸的中國人無異，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另外，我在英國接受六年的高等教育，教育學習和文化薰陶的結果，使得我內心有了英國人務實主義的因子。就兩岸問題而言，我認為台灣不應該把中國視為敵人，為了意識形態而放棄和中國合作，否則就會把自己鎖在有限的空間，自外於國際社會而邊緣化。因此，我一向主張以務實態度和中國往來，不過前提是中國必須尊重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權利。 　　關於我對國內政治和兩岸問題的看法不宜再討論下去，我只是想藉由前幾段文字表達：我對台灣社會對立的現象及排他性發展感到憂心，我們雖然是一個海

洋國家，卻相當缺乏國際觀，坐井觀天的結果讓台灣失去和其他國家競爭的勇氣和能力，曾經執政的藍綠兩黨都必須對此負起責任。 　　由於我對國內政治和兩岸關係的期望很高，為了不給自己太多壓力，於是將研究興趣從國內政治和兩岸問題擴展到氣候變遷，這是攸關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議題，比起深陷在意識形態泥淖的國內政治和兩岸問題，有趣也有意義得多。 　　氣候變遷涉及的問題頗為廣泛，橫跨科學、政治、國際關係、經濟、社會、文化、安全等，複雜度高過其他研究議題，並超出單一學門所能處理的範圍，因此氣候變遷研究需要跨學門領域的整合，也構成學術研究的挑戰。 　　雖然我無法專精所有氣候變遷研究的議題，但可以就社會科學各學門與

氣候變遷的關係進行有意義和深度的分析整理，這不但是人類應對氣候變遷的必要工作的一部分，也能夠讓社會科學家對全球氣候問題的解決作出貢獻，這個想法支撐了我這些年在氣候變遷研究的投入和努力。 　　我的研究志向是將國際氣候政治研究，發展成為國際關係學的次研究領域，並將研究重點放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建立，所以我在出版《中國與國際氣候政治》後，著手撰寫《氣候變遷、政治與國際關係》一書，討論氣候變遷與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問題，雖然距離我的研究目標還有很長一段路，但該書對國際氣候政治提供了廣泛分析。 　　之後，我對氣候變遷研究的熱情變得更高，陸續發表的論文已經超出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的領域之外，於是我從政治學和國

際關係之外的角度分析氣候變遷的各種問題，逐步建立氣候變遷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架構。 　　這本書的部分內容出自我在2015年出版的《氣候變遷、政治與國際關係》，但保留沿用的篇章都經過深度修改，內容也予以更新和重寫，新增的篇章佔本書內容的一半，將研究範疇從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擴展到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倫理學、安全研究，目的在完備社會科學對氣候變遷之討論，是我在氣候變遷研究的階段性總結。 　　氣候變遷與政治 　　雖然氣候變遷開始受到重視是從科學界開始，但早在科學界呼籲各國正視全球暖化之前，考古學、人類學、地質學、天文學和歷史學領域的學者，就曾經提出有關氣候變遷的見解，並指出人類歷史的幾次民族大遷徙

和某些帝國的興亡都與氣候變遷有密切關係。 　　西元6到9世紀突厥汗國與回紇汗國的式微、9世紀末馬雅文明的消失、10世紀初唐帝國的滅亡、13世紀成吉思汗帝國的崛起、14到18世紀，以貴族體系為核心的法國舊制度的崩潰，都和氣候變遷息息相關。長年乾旱導致農糧生產不足和大飢荒，進而引發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的衝突與戰爭，決定了國家和文明的起落。 　　近年來，北極海冰融化的速度因為全球暖化加快，旱災、水災、熱浪和寒流等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和強度增加，並造成海平面上升，多數小島國家面臨消失的危機，不少國家的沿海城市也受到威脅。然而，北極海冰融化卻也帶來新的戰略和經濟機會。 　　根據美國地理調查協會（U

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估計，北極蘊藏龐大的油氣資源，其中石油占全球尚未探勘總量的13%，大約有380億桶，天然氣占全球尚未開發總量的30%，大約有40萬億立方米，加上豐富的礦藏，包括黃金、稀土、貴金屬，以及廣大的漁場，任何國家若能掌握這些資源，將獲得龐大的經濟利益，戰略地位也會提昇。 　　另外，北極海冰融化的速度增加，使得過去在夏季需要破冰船開道才得以通行的北極海域出現新的航道，未來東北航道和西北航道全年通行的可能性大增，因而衝擊傳統路線沿邊國家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包括新加坡和埃及。相對地，環繞北極和位於北極圈的國家則將成為受惠者，譬如俄羅斯

。 　　面對此一趨勢，俄羅斯、加拿大、美國、丹麥和挪威等環繞北極的國家，以及位於北極圈的冰島、芬蘭和瑞典，都積極採取作為，試圖擴大在北極的控制範圍。中國、歐盟、義大利、日本、韓國等國也參與北極的研究工作和經濟事務，以因應全球地緣政治可能的變動和衝擊。 　　氣候變遷不僅影響歷史發展、國家存續和全球戰略，隨著極端氣候的發生頻率和破壞程度越來越高，氣候變遷不但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存，也可能因為水資源和糧食的爭奪及氣候難民，讓原本已經存在的社會和政治矛盾更為惡化，引發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衝突或戰爭，影響區域和全球安全。因此，氣候變遷、恐怖主義和武器擴散，被視為本世紀的三大安全問題。 　　由於氣候變遷

具有跨國界、威脅來源不明確、產生原因不易掌握、可能轉化為傳統安全問題等特性，其重要性不亞於軍事和戰爭等傳統安全，需要國際社會的通力合作方能因應，這也突顯出各國氣候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必要性，而後者正是國際氣候合作努力的目標。 　　除了國家安全之外，氣候變遷對經濟的影響尤為顯著。根據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Nicholas Stern在2006年公布的報告指出，氣候變遷對全球經濟和社會活動將造成巨大衝擊，雖然氣候變遷是不可能改變的趨勢，但若繼續忽視氣候變遷而不採取作為，本世紀末之前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將減少20%，相當於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或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所造成的損失。 　

　基此，部分國家推動低碳轉型，發展綠色經濟，將氣候變遷的威脅轉換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契機，其中又以英國最為積極。一方面低碳轉型創造龐大商機和就業機會，帶動能源科技發展及產業升級和轉型，另方面低碳轉型將帶來新的生活型態，有助於建立更有效率和更低耗能的生活方式和環境，實現永續發展的目標。 　　然而，美國和歐盟為了降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對國內經濟利益的衝擊，並迫使開發中國家對減量目標作出承諾，試圖以解決全球氣候問題為由對其他國家採取懲罰性貿易措施，如此恐將擴大國際氣候政治的南北問題，提高貿易衝突的可能性，不但影響國際氣候合作的發展，並且將引發各國之間的貿易衝突。 　　此外，國際社會為了應對氣候變遷所

採取的手段，對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很大影響，但是中國和美國都拒絕對減量目標作出承諾，國際氣候合作因而引發道德爭議。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對氣候正義的看法不同，是雙方在全球氣候議題的衝突原因之一，儘管背後真正的原因還是利益，氣候正義對理解國際氣候政治有重要意義。 　　氣候變遷與國際關係 　　1979年，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邀集全球氣候科學專家於瑞士日內瓦召開第1次世界氣候會議討論氣候變遷問題，這次會議確認「氣候影響人類，人類影響氣候」的重要論述，氣候變遷首度浮上國際事務檯面。此後，氣候變遷不再只是單純的科學問題，而是關乎人

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議題。 　　1985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世界氣象組織和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於奧地利維也納召開一場以溫室效應為主題的國際會議，會中各國簽訂《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簡稱《維也納公約》；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防止臭氧層繼續被破壞。 　　為了進一步落實《維也納公約》，聯合國再次邀集各國集會，簽署《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簡稱《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對各種氯氟碳化物和含溴化合物的生產作出嚴格限制，並自1989年1月1日起生效。這是國際社會共同合作改善全球暖化的重要開端。 　　1988年，多倫多大氣層變遷會議（Toronto Conference on the Changing Atmosphere）召開，共有48個國家指派代表和科學家出席，與會代表對導致氣候變遷的原因及如何減緩全球暖化提出意見，並建議國際社會就氣候變遷問題進行合作。該會議促使聯合國大會

通過43/53號決議案，決定建立一套處理氣候變遷的架構。 　　1988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世界氣象組織合作成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這是一個附屬於聯合國的跨國科學組織，針對與氣候變遷有關的最新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資訊進行研究與評估，以了解人類活動對氣候變遷的影響。 　　1990年，第2次世界氣候會議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會議呼籲各國儘速就氣候治理建立一個全球性的架構，因應氣候變遷的各種問題。會議結束後一個月，聯合國大會通過45/212號決議案，成立跨政府協商委員會（Intergovernme

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INC），負責推動《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以下簡稱《公約》）簽訂的協商工作，《公約》談判的啟動標示著國際氣候政治時代的來臨。 　　國際氣候政治發展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0年《公約》談判起，1992年簽署，1994年生效，國際社會在這段期間從法律面確立全球氣候治理的目標和基本原則。第二階段始於1995年《公約》第1次締約方會議，至1997年第3次締約方會議達成具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KP）（以下簡稱《議定書》）。第三階段自2005年展開後《議定書》談判，到2015年《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通過《巴黎協議》，國際社會希望制定更有約束力的國際條約，取代到期後的《議定書》。2016年底《巴黎協議》生效之後，國際氣候政治邁入第四階段。 　　在不同階段，各國試圖建立一套有效治理的國際氣候制度，以解決全球氣候問題，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和公民團體等非主權國家行為者也積極參與全球氣候工作，但在全球氣候治理的實際運作，主權國家扮演關鍵角色，國際強權和國家集團之間的政治角力決定了國際氣候合作的發展和結果，這突顯出主權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性。 　　國際氣候政治是國

際體系不同層次的結構和單元之間的互動過程和結果，涉及不同的國際體系行為者和國家內部行為者的利益，而且個別議題又涵蓋許多其他議題（譬如減緩策略包含能源、產業、住商和運輸等部門的政策），這使得國際氣候政治研究的複雜度高於其他跨國議題。 　　國際氣候政治研究的核心議題在於如何透過國際合作建立一個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換言之，如果國際氣候政治研究能夠找出落實全球氣候治理的制度或途徑，將對全球氣候問題的解決作出重大貢獻，這是決定國際氣候政治研究能否成為國際關係學的次研究領域的關鍵。 　　儘管部分科學家和實務工作者認為全球暖化不是事實，而是少數國家和機構為了政治、經濟和學術利益所捏造的謊言，但不論真相為何

，我們都目睹地球生態正面臨嚴重破壞，部分國家也因為海平面上升正在消失中。如果人類能夠以智慧應對氣候變遷，藉由科技創新和發展模式的改變降低自然破壞，創造新的財富，改善生活品質，氣候變遷對人類帶來的不只是威脅，同時也是機會。 　　由於我國不是聯合國的一員，未能參與國際社會為解決全球氣候問題所採取的行動，但氣候變遷的影響不會侷限於某個國家或地區，我國不能自外於全球氣候工作，有責任配合國際社會落實溫室氣體減量，特別是就突破外部政治環境和解決內部發展問題來看，我國必須積極爭取參與國際氣候合作的機會，並推動經濟社會的低碳轉型，藉此創造新的發展契機。 　　氣候變遷與社會科學 　　氣候變遷最初是科學問題

，人類活動大量燃燒化石燃料，造成地球溫度上升，導致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自1992年各國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以下簡稱《公約》），從法律面確立全球氣候治理的最終目標和基本原則以來，氣候變遷已經成為重要的國際議題之一，防制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也成為各國的共同責任。 　　減緩全球暖化的主要途徑是透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降低溫室效應對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的不利影響。儘管國際社會努力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但地球溫

度仍然不斷上升，極端氣候的發生頻率和危害程度越來越高，因此各國希望提高氣候行動的力度，降低氣候變遷的威脅。 　　然而，國際社會為了應對氣候變遷所建立的制度和規範，涉及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的課責，對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很大影響，將導致全球政治和經濟資源的重分配，加上國際氣候談判所達成的各項協定，必須經過各國立法才能成為正式法律，於是氣候變遷和國內外政治產生密切聯繫，成為政治和國際關係的議題，而不只是單純的科學問題。 　　此外，人類是氣候變遷的始作俑者，是受害者，也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以氣候變遷是人的問題，無法由自然科學單獨解決，氣候變遷研究不能忽略人的研究，必須回到以人為主體的分析。唯有藉由社

會科學才能深入了解人為因素在氣候變遷問題的作用和影響，社會科學也提供人類追求永續發展的智慧，讓人類能夠處理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經濟發展、社會正義、文化調適及國家安全等問題。 　　氣候變遷的挑戰和機會 　　氣候變遷並非科幻電影裡頭的外星物種，在明確時間對地球進行侵略和破壞，讓人類為了生存願意在共同目標下採取一致行動對抗敵人。氣候變遷沒有具體的形體，它的破壞也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所以無法被摧毀，缺乏將人類的個人利益轉換為集體利益的動能，只能由各國根據道德訴求，採取調適和減緩的措施，降低氣候變遷的衝擊。 　　另外，氣候變遷的影響不會只侷限於某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國家都會受到衝擊，加上氣候變所影響的

範圍和層面很廣，沒有任何國家憑一己之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全人類都深切體認問題的重要性並付出行動，全球氣候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解決全球氣候問題的過程需要幾個世紀，甚至更久的時間，這降低人類採取共同行動的意願。 　　2015年，《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通過《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 PA），又稱《巴黎氣候協定》，為2020年後的全球溫室氣體減量工作提供明確規範，但是這份協議以國家自主貢獻的方式規避國際氣候政治的南北問題，全球氣候問題是否可以就此解決仍大有疑問。 　　由於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一，文化和社會結構各異，應對氣候變遷的能力也不同，對國際氣候合作各有立場，一旦全球

氣候行動損害某些國家利益，或是國際政治經濟的局勢發生劇烈變動，就會突顯各國之間的利益矛盾並引起衝突，影響國際氣候合作的推動。 　　再者，《巴黎協議》的目標是希望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準以上低於攝氏2度之內，如果要達成這個目標，全球人均碳排放到2050年要降到1.7公噸，但依照各國目前所提出的減量目標計算，即使能夠完全落實，到時候地球的溫度還是會增加攝氏3.5度，所以全球必須進行力道更強的減碳，這意味著全球低碳轉型是必然趨勢。 　　基此，我國應在這個趨勢下找到發展定位，否則將加速被淘汰的可能。如果我國可以掌握趨勢，積極發展綠色經濟，強化綠色科技的創新和研發，不但可以解決我國經濟動

能不足的問題，帶動經濟成長，提升產業升級和轉型，同時可以兼顧環境保護和氣候利益，減緩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的威脅。 　　值得一提的是，發展綠色經濟絕對不只是溫室氣體減量和鼓勵再生能源，而是建構符合低碳原則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綠色經濟作為國家發展策略，可以引導我國和全球低碳轉型接軌，不但能夠配合國際社會的氣候合作和減碳行動，防制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而且可以創造經濟動能，解決我國資源缺乏，以及社會財富分配失衡的問題。 　　結 語 　　氣候變遷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雖然我國不是聯合國成員，不是《公約》的締約方，但並不會因此免於氣候變遷的影響，一旦我國遭遇劇烈的自然災害，將需要國際社會的援助，同樣的

，當其他國家遇到相同問題，我國也會提供必要協助，這是我國作為國際社會一員應盡的義務，不該涉及國際政治問題，國際社會也必須嚴肅考慮讓我國加入《公約》的必要性。 　　此外，我國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排名世界第20位，人均排放量排名第19位，不論是對國內的環境和社會利益或全球溫室氣體減量而言，我國都應該承擔更大的氣候責任，致力推動低碳轉型，何況這和我國經濟前途息息相關，可能在全球綠色市場佔有一席之地，或成為全球綠色經濟的被殖民者。亦即，氣候變遷不僅是環境問題，也是生存問題，值得政府深思。 　　我在過去幾年把研究重心放在氣候變遷研究，雖然是對台灣政治的無奈，更是對攸關人類生存發展議題的關心。面對氣候變

遷的衝擊，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對後代子孫的環境和經濟利益都有不可逃避的責任，所以我會繼續關注氣候變遷和全球氣候治理的問題。 　　出版誌 　　這本書較特殊之處在於它分為兩個階段完成。第一階段的工作重點在討論氣候變遷與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問題，研究成果整理為《氣候變遷、政治與國際關係》一書，在2015年出版。第二階段是我從政治學和國際關係以外的角度，分析氣候變遷的各種問題，目的在完備氣候變遷的社會科學討論。 　　這本書的另一個特色則是每篇論文都經過審查並被刊登在《問題與研究》（Issues and Studies）、《遠景季刊》（Prospect Quarterly）、《台灣國際研究季刊》（Ta

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全球政治評論》（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國際與區域研究》（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等一流的學術期刊，然後集結成冊，接著再就內容進行修改，加強全書的連貫性。換言之，這本書經過學術審查認證，具備一定的研究水平。 　　我在2003年出版《解析單一選區兩票制》，是國內第一本討論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學術專書，2010、2011、2015年出版的《中國的全球戰略與主權基金》、《中國與國際氣候政治》、《氣候變遷、政治與國際關係》，也是國內在相關研究領域最早的學術專

書之一，能夠掌握並投入高原創性的研究題目是令人振奮的事情，也是保有對研究工作的熱情與動力的原因。 　　比起身處研究型大學的同儕而言，在強調教學的技職校院從事學術研究實在相當辛苦。一來學校的研究風氣並不興盛，研究環境和資源也不足，另則學校沒有博士班學生，也不容易爭取科技部計畫，延聘博士後人員，所有研究工作都必須親力而為。 　　尤其面對少子化衝擊，私立技職校院並不重視教師的研究投入，而是行政服務表現（招生），在這樣的環境下，私立技職校院教師在研究工作方面，想要和研究型大學的同儕競爭，不論是期刊論文發表、專書出版，或是升等，都必須付出數倍以上的心力，即便如此，私立技職校院教師還是難以獲得學術界和

社會的同等尊重。 　　致謝銘 　　每當出版新書之際，我都會在序文表達我對幾位師長的謝意，特別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教授，以及我在英國求學期間最重要的兩位恩師Professor Peter Ferdinand和Professor Reinhard Drifte。這三位老師的崇高人格、學術涵養和國際聲譽，是我仰望和努力的目標，而且迄今仍然不時對我的生活和治學給予關心和指導，讓我相當感佩。 　　另外，我要感謝世新大學前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羅曉南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前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李明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曲兆祥教授（現任台北市研考會主委）、國立東華大學前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施正鋒教授、國立

台灣大學前副校長包宗和教授（現任監察委員），幾位師長的鼓勵和支持讓我深受感動。 　　最後，我要感謝五南圖書公司，願意以該公司在出版界的卓越聲譽支持本書的問世，二十年來的合作，不僅提昇了我的學術聲聞，也和五南圖書公司培養出值得珍惜的情誼。   2018年元旦，台北

政府與企業互動之探討：以一例一休為例

為了解決法律約束力英文的問題，作者吳沛璉 這樣論述：

勞資議題在台灣社會越顯重要，2016 年蔡英文政府推出「一例一休」，著重在「工時」與「休假」兩部分加以改善，美意希望提升勞權，卻遭致勞資雙方的反彈，惟實施不到一年的時間，經歷兩次修法。多數勞工團體反對政府刪除七天國定假日，以及加班時數、例假與特休雖有一定的保障，卻同時造成許多勞方與資方在工時調整上的困擾。企業則因為制度僵化，以致成本提高不少，連帶影響民生物價的調漲，間接造成社會諸多問題，加深勞資對立。2017 年政府著手第二次修法，調整「一例一休」相關的規定，原先勞方的權益不再有法定約束力，也增加企業營運的彈性。兩次修法對勞資雙方皆有影響，涉及社會團體與政府之互動。本研究透過「一例一休」立法

程序，了解勞資團體與政府間的關係如何影響決策，以及何種政企模型適合解釋我國政企關係？企業對政府的影響力是否大於勞工的影響力？影響政府二次修法的因素是什麼？本文透過檢閱勞資關係與「一例一休」相關文獻，發現鮮少以角色互動為出發點，因此透過政府與社會關係研究途徑及政企相關文獻建立研究架構。進而運用M. G. Roskin（2010）等學者針對David Easton 系統論所提出的「修正後系統論」探討兩次修法過程，並以Anna Ni＆Montgomery Van Wart（2015）提出的三個政企模型，分別為企業中心模型、戰略模型與利益相觀者模型，分析兩次修法政府與企業關係之變化。研究方法上，本文主

要採以質性研究，透過文獻回顧了解「一例一休」修法歷程，此外，透過深度訪談了解勞工、企業、勞資學者及立法委員對修法之觀點，進而釐清兩次修法政府與社會團體之關係，從中觀察政企關係如何影響政府決策，而使兩次修法結果截然不同。研究結果發現：（一）勞資交集不密切，勞工代表性不足，企業更具組織性。（二）「一例一休」兩次修法主導者皆為政府。（三）勞資關係不對等，勞工與企業對政府表達訴求方式不同。（四）二次修法主因在於內閣重組、考量選票利益。（五）在全球競爭市場中，國家追求經濟發展，與企業多在「合作」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