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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大屯國立公園與戰後陽明山國家公園在規劃與建設上之比較

為了解決始 政 四 十 周年 紀念臺北市鳥瞰圖的問題，作者吳信威 這樣論述：

臺灣總督府在昭和2年（1927）開始進行臺灣國立公園的相關調查，於昭和10年（1935）在臺灣施行〈國立公園法〉，後來在昭和12年（1937）指定大屯、次高太魯閣與新高阿里山三座國立公園。戰後陽明山地區先是作為反共的重要軍事和政治據點，之後到民國71年（1982）陽明山地區又再次地劃入了陽明山國家公園中，可以知道陽明山地區成為國家公園有其特別的歷史發展過程。本研究以日治時期的大屯國立公園與戰後設立的陽明山公園為對象，透過文獻回顧的方式瞭解兩個時期國家公園的成立背景與發展，接著對兩個國家公園的成立背景與規劃建設進行分析與比較，並透過疊圖方式來比較兩個時期路線與設施位置的變化，藉此瞭解日治時期大

屯國立公園與戰後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兩個時期國家公園在設立的目的與規劃想法上是相同的，但是因為戰後並沒有馬上延續日治時期大屯國立公園的政策，且在戰後初期陽明山是作為當時國家權力的核心來經營，所以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的設施、路線與後來新增的建設，在經過政權的更迭、旅遊觀念與科技發展的改變下有很大的變化。

精神醫療機構建構生態療癒(育)文化園區之研究—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為例

為了解決始 政 四 十 周年 紀念臺北市鳥瞰圖的問題，作者柯一青 這樣論述：

摘要　　在臺灣的精神醫療體系規劃中，層次上可以看到有明顯的界分，除對「人」在醫學上的精神症狀分類外，精神衛生法也將精神病患生活空間環境定義界分為「社區」(community)與「機構」(psychiatric institution)。然而這兩類空間其實並非是絕對的對立面，反而更可能是息息相關。在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運動影響下，普遍希望能讓慢性精神病患經過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 programme)的復健後可以「復歸社會」(social reintegration)，但因種種因素的影響下，執行上仍有一定的困難度。而精神醫療機構長期以來本

就被認為是提供精神病患與社會隔絕的空間，故精神醫療機構常因受到「鄰避效應」(Not In My Back Yard，NIMBY)影響，只能選擇設置於較遠離都市的之邊陲區域(peripheral area)，但多也因此始基地內擁有許多自然生態資源。當現代人因社會快速變遷下，普遍工作壓力大更加上與自然生態接觸的匱乏，以致產生許多精神上的相關疾病，民眾除應有精神衛生的正確觀念外，更應有可以抒發心理壓力的療癒(育)環境，而這些都需要以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的方式來思考與規劃。本研究擬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為主要基地，探討精神病患的治療空間與周邊生態環境狀況，更試圖從其他精神醫

療機構與各種論述中探討可能的規劃方向。精神醫療機構本就屬於較為特殊的醫療產業，期望利用基地獨特自然生態資源為基礎，結合歷史、藝術及自然環境等來建構完整精神照護與生態療癒(育)園區，並可在建構後可協助重新塑造精神醫療機構的場所精神(spirit of place)、地域(local)定位與生態療癒觀念，並迎接新的地方認同(sense of place)，讓精神醫療機構社區化，擺脫過去令人恐懼的瘋人院污名及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