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推薦必買和特價產品懶人包

消失中的臺語：講一句較無輸贏的

為了解決國民政府的問題，作者陳志仰 這樣論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瀕危語言六等級，台語屬於重大危險類級，搶救台語是當務之急。本書收集一些漸漸少用或已被誤寫的台語詞彙，保留台語的典雅，更期待台語不要消失。   　　源自古漢語的台語，保留了許多古典優美的用法，在北京語的強勢壓擠下，許多台語逐漸被遺忘，老一輩口中許多用詞，對新一代的孩子是一種完全陌生的語言。   　　「趡趲」、「唱喏」、「扽蹬」、「薦盒」、「傀儡練鑼」…作者以輕鬆日常的方式敘述，期待透過一點一點的撿拾，能為保留消失中的台語盡一份心力。   本書特色   　　★ 繼《阿娘講的話》《偕厝邊頭尾話仙》後第三部續作！「臺語天王」謝龍介極力推薦！ 　　★ 全書收錄一百篇台語詞，

從日常生活故事舉例，讓您輕鬆學習典雅又趣味的台語。 　　★ 寫正確的台語字，不做台語文盲，期望您一起坐下來「講一句較無輸贏的」。

國民政府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戰後初期海派方型周報中的情感表達(1945-1947)

為了解決國民政府的問題，作者邱旭玲 這樣論述：

二戰結束後的最初幾年，上海誕生了一類大衆通俗流行刊物——海派方型周報。在戰後社會氛圍低沉、報業環境惡化、經濟蕭條的情況下，為求得自身生存，它努力探索自我風格，形成了兼具大報關注民生和小報縱情肆意的特點，以及私人性、平民性、自由性和情感性的話語特色。它憑藉著「為民服務」的自我定位和通俗化的情感性表達贏得大眾共鳴，將自身打造為一個情感性的平民公共領域。在海派方型周報眾多的書寫文本中，有三類社會性情感議題受到較多關注：對自我身份認同的迷茫感、對外族排斥又迷戀的矛盾感以及對漢奸群體高度一致的憤怒感。分別從自身、他者、群體三個視角展現了戰後上海市民的情感認知和價值觀念。這些情感表達的背後具有共同話語的

基礎，即敘述內容都與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大眾的情感和日常經驗通過這三個議題皆可有所反映。總體說來，海派方型週報中的情感表達具有以下特性：立場主導，態度鮮明；用詞豐富，情感充沛；形式多樣，敘述為主。面對時代共同的議題，方型周報用情感性的方式展露了它獨特的表達。方形周報中的情感表達實質上是市民對外展露自我經歷和感受的文本，可以從文本的形塑過程和社會意涵兩方面認識這些情感表達。要探析方型週報中情感表達文本的生成和形塑過程，必須要考慮在其中進行情感表達的群體，即作者群和讀者群。作爲方形周報的推動者，三四十年代的小報文人基於自身志趣和關懷，利用豐富的報業經驗、寫稿能力和關係網絡，打造出方形周報這一平臺

，引領並吸引著讀者大衆的參與，逐漸共同搭建出一個具有明確主體和獨特情感風格的情感共同體，生產出各類情感表達文本。同時，這些情感文本提供了一種在宏大敘事外的記述歷史的方式：私人敘事的視角、個體表達的形式和公共領域的呈現。這種方式從私人角度和個體體驗認識、理解與闡釋社會風貌，正反映了市民文化對於社會權威和主流話語的對抗和解構。

中醫不科學?1920-1930年代的社會輿論(上)

為了解決國民政府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你會看中醫、吃中藥嗎？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你聽過或吃過「清冠一號」來抗疫嗎？那些林立於大街小巷的中藥鋪和中醫診所，曾經只差一點點，就不復存在了。歷史上每件事物的存續與消亡，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一百多年前，正當五四運動勃興之後，人們開始高喊「科學化」與「西化」，要打倒一切陳腐、過時的舊學問，有著數千年歷史的中國醫學，很快地被捲入這場風暴中。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成立，其下設置「中央衛生委員會」，並於當年2月突襲中醫藥界，以「中醫妨礙全國醫事衛生」為由，提出四項有關「廢除中醫」之提案，擬定一連串漸進手段來限制中醫發展，希望逐步達到消滅中醫之目標。隨後，全國中醫藥界

迅速展開了一連串抗爭與請願，甚至一路鬧到中央，驚動府院高層，最終保住了現代中醫藥發展的命脈。   　　這段歷史，見證了中國醫學現代化、科學化之開端，意義重大。本書收錄當時與隨後抗爭的相關檔案和報刊資料，重現當時的新聞輿論和醫藥業界對此事的看法，為讀者重新演繹這段中醫現代史的重大事件。本書不只促使我們思考中西醫學在當時的交鋒，這些史料更提醒我們，面對傳統知識與西方科學，我們或許可以抱持一種怎麼樣的態度來看待？值得讀者從史料中細細思索玩味。書中有關帝國主義、經濟侵略、革命思想等話語，也顯示中醫存廢問題其實和政治發展之間的高度相關性。讀者透過研讀這本資料，必能增進對這個時代醫藥問題的認識，也能從政治

、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來評估這場運動的成敗得失，並重新詮釋現代中醫史的發展脈絡。

台灣威權時期的農地政體變遷

為了解決國民政府的問題，作者彭思錦 這樣論述：

本研究立基於國家中心論的制度分析架構討論台灣威權政府時期的土地變遷過程。希望回答為何台灣會在1970年代農業生產退居經濟發展的次要角色時，為何政府還要通過農業發展條例、區域計畫法等被過往學者視為是限制農地他用的立法？為了回答前述問題，本文採用歷史社會學已變項為中心之方法，區分出行動者、理念、權力、反餽等四個變項，一方面作為制度分析中討論制度變遷如何可能的架構，另一方面討論當時主導台灣農地使用政策的行動者之間其對於制度的反餽、提出的理念以及其權力關係等，作為理解當時立法過程的分析架構。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省糧食局在台灣農地使用政策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土地

改革、糧食調查員等制度設計，其達成了以地綁糧，亦即透過掌握土地進而掌握糧食生產的方式，除了達成國民政府的糧食需求外，亦得以透過糧食外銷賺取外匯。不過到了1965年以後，由於省糧食局長期壓低糧價，使得農業生產出現了農民收入降低、農村勞動力流失等現象，使得農復會和部分農經學者開始批評省糧食局建立的糧食生產制度。而在同一時期，台灣稻米的主要外銷國家日本，其國內生產復甦和泰國、越南等地亦向日本銷售稻米的情形下，使得台灣稻米的外銷市場不在，亦讓省糧食局對於國民政府的重要性開始降低。也因此行政院於1969年時通過了檢討台灣糧食生產政策的決議，使得擔任省糧食局局長長達24年的李連春離任，省糧食局亦進行改組。

而其為以地綁糧目標所推動的各種政策亦被一一廢除。也因為如此，國民政府為了解決農民因農業生產困難而到城市謀求收入更高之工作的現象，而分別在1970年代通過農業發展條例、區域計畫法，在1980年代推動八萬農業大軍、農業健康保險、農地重劃條例等辦法，希望透過以地綁人的方式，將農民留在農村當中，不要大量湧入都市，造成都市問題。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在1970年代初期的制度變革，其目的在於維繫社會穩定，進而穩定國民政府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