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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之民族發展----一個台灣原住民族主體性建構的社會、空間與歷史

為了解決嘉義茶山的問題，作者汪明輝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民族發展之社會、空間、歷史三元辯證架構，分別從巨觀歷史觀點與微觀之主體行動研究，以歷史文獻法、深入訪談、參與觀察以及行動研究法，以社會空間（領域）為主軸，多角度考察以試圖廓清鄒族過去長時期之發展形貌以及近數十年來生成之各個領域層次之民族主體性建構運動。本文分為九章，除緒論、結論外，本論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份分析當代全球及台灣原住民運動之發展（第二章）。第二部份檢視分析歷代台灣統治政權下之鄒族社會空間之變遷，又分為（一）原始自治時期，亦即荷據以前鄒族口傳歷史演進以及傳統社會空間結構（第三章）。（二）相對自治時期，即荷據以降至清末（第四章）。（三）外部殖民統治時期，即日據實期（第五章）。

（四）內部殖民統治時期，即1980以前之國府統治時期（第六章）。（五）回歸自治時期，即 1980年以來鄒族主體性建構運動，先論經濟建構時期（第七章），再論文化、建築空間到總體建構運動（第八章）。 第二章探討台灣原住民族運動之發展背景、過程及其對各原住民族群之影響，從全球原住民問題發展脈絡到台灣長期歷史發展脈絡中，呈顯鄒族作為全球以及台灣原住民成員，其民族發展的可能關聯。全球原住民之問題發展完全受到殖民主義擴張之衝擊而產生，在殖民主義第一階段鄒族便已與荷人簽署條約，荷人之世界地圖出現鄒族大社名稱，證實荷人以前鄒族之聚落已經發展完成。台灣原住民之困境歷經原始自治、相對自治、殖民

統治階段，土地空間以及文化逐漸流失，到殖民統治時面臨文化滅絕，埋下80年代以後隨著本土化之牽動激發而興起之原住民族運動。泛原住民族運動由台大學生與民歌手在黨外之支持下催生原權會，帶領全台原住民進入風起雲湧之權利抗爭運動，並結合基督教以及反對黨形成原運團體，約自1987-1997為運動高峰期，達成驚人之成就，十年之間完全扭轉原住民族之文化滅絕之命運。但成功之後原運團體加入黨政體制或離開返鄉而逐漸分裂瓦解。但原運精神隨著部落主義之提出，已深入各族社區。原運之形式與性質由街頭之泛原社會經濟運動轉為原鄉之重建主義，乃至90年代以後之各族之民族主義運動，比如泰雅、布農以及鄒族之民族議會運動。

第三章呈顯鄒族存在之空間領域在語言、考古學之證據以及對照鄒族之口傳遷移所形成之原始自治之社會空間組織。在此社會空間中，鄒族建構起宇宙世界，以大社會所為中心循著氏族組織與社地系統，以小米收穫祭儀整合分散各社之氏族成員，強化氏族結構；以大社會所祭儀mayasvi部落領袖統合各氏族與各社人乃至周圍獵場、耕地、漁區等土地，藉著儀式會通超自然。 第四章，荷人時期鄒族簽署條約，出席北部集會區，狩獵物售予荷人，交換現代文明，自此設立的瞨社制度成為明清兩代仲介於鄒族與漢人之間的通事、社棍、社商等制度起源。明代沿襲荷制，但任令部將侵占番田，部將林圯入侵今竹山，並驅逐大埔一帶之南鄒族

。 清代以降，移民遽增，漢番土地之爭衝突，康熙年間開始於近番處劃界立石，並視同國境，禁止擅越，但無力禁止。仍承舊制，立頭目、通事，雍正年間社番大租制，承認番人之業主權，但引來更多漢人入侵。清代亂世不斷，每每原住民乘機反叛，但鄒族則於林爽文事件與清官兵合作，協防有功，受邀赴京謁見皇帝，觀光逾年。乾隆年間番界不斷內移，鄒族人透過通事簽下許多地契，將領地租與漢人，吳鳳事件發生於漢鄒激烈之土地之爭時代，此後，天花疫癘使鄒族放棄阿里山西部之社地，惟清末尚能維持蕃租制度。清末台灣建省，清丈土地，開始開山撫番事業，從番童教育、馴番、授產、交通開闢等打開長期以來封閉之鄒族社會空間，末期，承

辦番租人員散落逃逸，象徵土地權之番租無以為繼。 第五章，日據時期可稱為外部殖民時期，初期，鄒族特富野頭目’uongu率頭目及長老群向日人歸順，目的在期使日人逼迫漢人續繳蕃租，鄒族與日人官憲進行多次阿里山蕃地調查，從蕃租之收取紀錄，得知鄒族傳統領域範圍。然而日人殖民政策採蕃地無蕃人政策，以無主地官有手段積極收奪蕃地，終而否認鄒族之地權，再藉林野調查、蕃人所要地、集團移住、水稻定耕等一系列計劃，將原住民集中於狹小的土地。清末以來，因布農族不斷入侵鄒族東方高屏溪上游獵場而衝突不斷，日人干預迫令鄒族讓渡獵場，於是高屏溪、陳有蘭溪之鄒族領地於此時移入布農族人，鄒族成為少數，造成日後族

群文化受到布農族之同化。日人令鄒族參與開闢阿里山鐵路、重修清代中路古道以及鄒族各社間之「日本人之路」，鐵路與伐木事業，形成沿線之漢人聚落。道路強化警察監視控制，實施農業講習、水田開闢、引進經濟林木作物，並嚴禁焚獵等，末期實施皇民化，引入神社、國語運動、設立各名目之組織，積極改造鄒族社會，令鄒族將會所敵首掩埋。二戰期間，鄒族參加高砂族義勇軍投入南洋戰場，許多鄒族青年戰死異域。末期鄒族已經走向文化同化之路。綜觀鄒族歷史，日本殖民高壓統治，掠奪鄒族土地資源，為鄒族土地領域及所有權喪失最劇之關鍵時代。 第六章國民政府時期為內部殖民時期，台灣回歸「中國」，鄒族尚處在戰敗之低迷情境。日

據時期之巡查暨教員高一生擔任首任鄉長，憑著一股對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憧憬，召集台灣原住民頭目擬共商未來高砂族自治區方案，此為台灣最早的自治主張，卻引來叛亂罪名及殺身之禍，牽連鄒族第一代政治精英，其最大影響莫過於鄒族深陷於長期白色恐怖，政治態度幾全面轉為黨國化之保守意識型態，在此恐怖下之封閉社會尚能穩定發展。但國民政府歸咎日人之餘，卻未加檢討地繼承日人未及實施之山地保留地政策。同時將鄒族領域劃分成不同行政區，鄉村里制度遂破壞鄒族社地體系。長期以來，周邊漢人租用鄒族土地以每年設宴請族人飲食作為代償，鄒族逐漸遺忘。80年代交通改善，經濟土地利用改變，高經濟作物取代傳統作物，現金收入增加，但同時人口外流

，土地流失嚴重，產銷受到中間商壟斷，資金技術欠缺，經濟有進步，卻相對地拉大與主流社會差距。長期以來，實施山地平地化之同化政策，生活愈來愈像平地，文化流失愈快，國家忽略民族特性，在政治、經濟、教育等建設均犧牲民族之特色，於是文化消失迅速，民族生存與社會問題叢生，80年代以後民族自覺意識開始興起。 第七章，先概述原住民之公民權利與民族權利及其相應之民族運動，綜論鄒族80年代以降之主體性建構歷程。次論三個鄒族經濟建構之經驗，即儲蓄互助社、合作農場、山美社區達娜伊谷生態觀光經濟，以呈現在生活貧困、產銷中間商圍堵、政府農業政策失效，農會輔導經濟不彰，在缺乏資金、技術、設備之結構限制下

，鄒族行動者如何嘗試不同的做法、想法克服困境，有成功，也有失敗。 儲蓄互助社為鄒族唯一之金融互助共同體，靠著教會及外籍神職人員與專家學者之協助，經過鄒族積極能動者配合協助，逐步發展，有短暫挫折，最後每村皆成功設立，在銀行貸款、借款不易之條件下，儲蓄互助社提供一方便的社區支持，未來在考量民族經濟體之建立，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但過去甚少為論者注意。 合作農場為企圖直接衝破中間商及村里商店之剝削與壟斷，以先前邊緣小社─樂野村之農事小組之經驗為基礎，以及各教會間神職人員之協調合作及堅持，曾經創造非常成功之農產運銷事業，然而不久卻為中間商各個擊破而瓦解，說明其成功在

於集體合作機制，其失敗亦在於集體合作機制之瓦解，今仍有鄒族幹部依然堅持，仍企圖延續其生存發展。 第三例已被認為是最成功的社區經濟案例，為達娜伊谷溪之生態保育結合生態觀光，領導階層之理念與堅持下，不斷向政府提案，以具體務實之方法，說服社區民眾，以身作則親身實踐、執行，不畏權勢，知人善任，終於引其社區之共同投入，恢復河川生態。其背後動機為經濟的，與合作農場一樣，要突破經濟之封鎖，不同的是，合作農場越過了周邊之中間商之後，跳到更上一層之中間商，其成功全繫於中間商為善心、正派之假設，然事實卻非如想像，往往市場中盤根本還是聯合壟斷。產地直接運銷或可提高銷售價格，仍然有下層中間商之伺機

瓦解，以及風災、雨災之威脅。另外合作農場可能只是取代原來中間商之位置。 但達娜伊谷則是以獨一無二之魚類生態觀光吸引遊客，將產地逆轉為市場，而成為民族/社區獨占性企業，不需要離開社區遷就市場，其成功直接可以分享社區，或作為社區各項建設基金。此種獨占性企業並非現代企業，卻是根植於鄒族傳統的漁撈文化，即永續性、生態性地利用漁區，還有集體性共享原則，從他們共同的努力過程，正是這個集體性的作用。從山美的例子，也可以看到社區為利益而起之紛爭。值得注意的是生態公園之劃定涉及園區土地之主權問題，未來將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民族問題，也考驗著傳統大社、小社體制。 第八章分

為文化、社區建築與總體建構運動。文化之建構以傳統祭儀與基督教會之間的對立、衝突與和解過程為主題，初期鄒族會所之祭典、宗家祭屋受到教會衝擊，特富野社曾中斷祭典或燒毀宗家祭屋。然而卻得另一教會積極入世之協助，中斷十年之後，恢復祭典。而受到本土化之影響，鄒族積極振興傳統文化運動，卻給基督教帶來本色化之壓力，在不違宗教原則下，教士參與鄒語工作、社區文化事務。鄒語工作室為鄒語保存與傳承而成立，曾經在合作農場的神職人員，再度於文化空間中攜手合作。此團體之工作意義無人懷疑，但因為非正式組織，因此，不易得到政府資源，學校成為鄒語工作室競爭資源之對手，而教師傾向於將鄒語教學等同於教材之編輯或字典之修訂，母語教學

成為不具強制性、可有可無之課程。鄒語工作室受到衝擊，目前將重點轉移到聖經翻譯。 鄒族生活空間充斥著殖民語彙，從地名、領域權、生態均屬之，本文全篇即是在追求鄒族社會空間之解殖，首先呈顯鄒族多元社區規劃之情況，次則探討社區規劃時之社區理念，鄒族之社區不同於主流社會，須先認清方能進行，否則是破壞社區。其次，社區美化之前，先進行鄒族美學之探討認識和學習，鄒族之美學表現於自然、生態、社會倫理結構、語言、音樂、工藝、建築等。本文以社區建築運動之過程觀看鄒族文化中心規劃與達邦社區美化之規劃過程，並比較樂野、來吉社區更新與災後重建規劃問題。兩個不同政府部門進行規劃時行事不同，社區更新仍是達

邦都市計劃之翻版，以土木工程為主，大肆破壞原有的社區建築特色。做法仍近黑箱作業，造成民怨不斷，然而卻在經費已發包下，可以強行動工。直到像來吉村社區更新包商標價過低不符預期利益，而任意停工，包商與公所之法院訴訟，期間禁止災民重建，最後展望會之木屋，只能蓋到深山、河床、山頂上。而鄒族文化中心與達邦美化案則延請鄒族人擔任規劃工作重任，以示尊重，按照社區營造之原則推動，得到鄒族人之肯定，參與之鄒族人仍是同樣的宗教神職人員，然而，鄒族文化中心之最大障礙為鄉公所，鄉公所須先遷移，鄒族文化中心才能在原地建立。而達邦社區美化則是包商不依約使用規定材質，未按設計圖施工，偷工減料，剋扣經費，迫使工人離職，儘管社區

積極配合，卻無法參與實際工作，設立監督委員會卻無法約束包商，而研擬成立之勞動合作社卻受制於法令規定之繁複而作罷。鄉公所也一籌莫展，日式官舍、文化中心、災後重建、社區更新象徵著包商勢強、鄉公所效能低落以及鄒族主體性之微弱。 最後是鄒族之鄒族主義與總體政治運動的登場，起先以非正式鄒是會議論壇形式進行探索鄒族之意義，繼而逐漸形成共識，推動宣佈成立鄒族文教基金會以為對內外形式之組織代表，介入文化事務。經過五屆鄒族公共事務之論壇，逐漸匯聚心力。第六屆提案組成鄒族議會，在引起法源主義論者或同化/現代化論者之攻擊、抵制下，成立推動小組，草擬議會組織章程。第七屆予以審議，再推舉多位籌備委員

會繼續強化推動，期間召集人代表鄒族在蘭嶼簽訂條約，並與泰雅、布農議會籌備會結盟。新政府之自治政策公佈，鄉公所又率先提出鄒族自治方案，實為原民會在承認現有體制下，與鄉公所共同推行鄒族自治，聯手將堪稱代表鄒族主體性之鄒族議會排除，而其中自治提倡最力者卻是當初反對議會最力之族人，鄉公所舉辦了三次自治說明會，參與者為村長、代表、校長、教師等黨政體制階層，皆為鄒是會議所主張拋開之身段，還有所謂原居民漢人，鄒族自治竟是從漢鄒共治開始。鄉公所仍是落入體制下之自治，其實與原先之地方自治無異。 儘管如此受到排擠，代表鄒族議會的鄒族peongsi（頭目）仍於2001年2月15日藉著傳統儀式舉行

之前，在「千百年來之神聖會所空間，站在kuba門前，面對著日出之地patungkuonu─玉山─鄒族的發源地，以及神樹yono前，這千百年來祖先舉行mayasvi儀式的場所，在天神垂顧與陽光照耀下」的鄒族空間宣讀了鄒族二十一世紀宣言，疾呼： 『我們決不忘記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我們將拋開過去族群對立恩怨，我們決心建立起鄒族與國家以及其他民族的對等夥伴、友善關係！ 在這夥伴關係的基礎上，我們決心擺脫依賴與奴役心態，承擔起自我社會文化重建之責任，捍衛並重建美麗山川，在這方向上自我組織，自我建設，為鄒族生存發展而努力不懈，為台灣以及這個星球多元文化做出貢獻！』

總之，鄒族主體運動是回應鄒族發展之歷史長河中，社會與空間之結構消失瓦解危機。鄒族之問題與全球原住民問題同步，與台灣原住民族之問題相似，卻有自己的經驗與做法，表現在各個領域層面。其次，鄒族主體運動者，不論是神職人員、或農民、長老或頭目，都具有多重身分角色，經歷過許多事務，均受過各種知識訓練的世俗或有機知識分子，清楚目標是為鄒族而做，在過程中或有知識精英之間的對立，對立多存在於體制與非體制間，或如鄉公所、包商與鄒族之間。目前體制與中間商結構仍將是鄒族發展急欲破解之處。最後，鄒族總體性運動，並非是所述各個領域之鄒族建構的總和，而是站在鄒族整體的立場上，進行思考、行動，彼此間透過多重

管道聯繫彼此。這個鄒族主體存在的一天，就會有鄒族建構運動衝撞著既有體制結構，奪取生產空間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