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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十五年（增訂紀念本）

為了解決台北影印的問題，作者黃仁宇 這樣論述：

★紀念《萬歷十五年》問世30周年 大歷史觀發軔之作 特別推出增訂新版 ⊙校訂文字 重新核校全部文字，進行修訂。 ⊙完善內容 增收黃仁宇《1619年的遼東戰役》等數篇文字。 ⊙精選插圖 精選彩色歷史圖片10余幅，圖文相得益彰。 萬歷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症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眼中，其間的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而我們的大歷史之旅，也自此開始。 本書英文本

推出後，被美國多所大學采用為教科書，並兩次獲得美國書卷獎歷史類好書的提名；中文本問世後，獲得如潮好評，成為眾多作家、學者、企業家、高校師生的案頭必備書，並入選《新周刊》和《書城》「改革開放20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20本書」。另有日文、法文、德文等版本。 出版說明自序第一章 萬歷皇帝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第七章 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參考書目附錄一 《神宗實錄》一 《神宗實錄》二附錄二 《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1619年的遼東戰役附錄三 英文版序言 萬歷:漫長的怠政時代

皇帝只是個牌位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芙文寫的，寫成後，出於向囿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莫些修改潤色，委托黃苗子兄和中華書局聯系。承中華書局慨允，此書的中丈版遂得以和讀著見面。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逅」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五年。論文完戔後，算是對明代的財跛

稅收制庋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閬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琰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一書。當時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一百三十三船，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余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備地方志，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划撰寫剄殺青定稿，歷時七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

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雲亦雲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子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宥「稅重民窮」的說法。如呆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十六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恢入的百分之九；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

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跛權，稅額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囝，人田為五百萬，稅帔每年竟達七百萬夾鎊，折合約銀二千余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琰府的低能。圖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復雜。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跛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迸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囝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著厥為

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於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逮種安排雖然不再抿行，但與之相適應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呆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圖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宥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

。西歐各國在十四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跛稅收制庋則和民閬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歷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耍向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與此相似，全國布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末彼往，側面帔受，既無架構，麗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稅率參羞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交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摶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歷時一年，茲後我又幾次有機會舊地重游，向李公學習。上述看法

，我們已寫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處發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後節譯為中文，刊載於香港的《七十年代》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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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稻埕地方文化行銷設計之創作

為了解決台北影印的問題，作者黃乙軒 這樣論述：

來臺北主要旅遊景點中，就有半數皆是臺北的古蹟景點，由此可以看出，具有文化深度與特色的行程，能夠給觀光客感受台灣最傳統風情的樣貌，以及繁榮風華的老回憶。而談到臺灣的興盛繁榮，不能夠遺忘的就屬曾經為全島最先起步的繁華市區－「臺北大稻埕」，回顧大稻埕的發展史，幾乎等同閱讀近代臺北都市變化的脈絡。 本研究創作之目的則是希望將臺北大稻埕運用文化行銷的架構，重新塑造出新的地方文化特色並以「主題式包裝」，讓大稻埕的各類文化能夠整合，成為一個新興文創小鎮的印象。而在規劃的前製階段先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對大稻埕地區各方面進行初步瞭解，並在第二階段以專家訪談法，對地方耆老進行深度訪談，彙整出訪談內容作為後

續創作之方針，而綜合分析之結果規劃出「宗教信仰」、「商業活動」「人文藝術」「地方美食」等四大面向主軸，作為整體形象與主題設計規劃之項目。 本研究創作藉由上述研究分析，將四個主題面向以體驗活動的形式來表現，並設計出大稻埕地方文化節的整體視覺規劃，遊客們可以依照新的導覽規劃來體驗大稻埕的多元文化特色，並以週邊設計文化導覽概念手冊及導覽地圖等設計作為輔助，讓大稻埕的歷史記憶不被遺忘而喚起人們對老地方的興趣與感動及重拾對這地方文化的深度認知。

萬歷十五年（增訂本）

為了解決台北影印的問題，作者[美]黃仁宇 這樣論述：

本書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融會黃先生數十年人生經驗與治學體會于一體，首次以“大歷史觀”分析明代社會之癥結，觀察現代中國之來路，發人深思。 本書英文本被美國多所大學采用為教科書，並兩次獲得美國書卷獎歷史類好書的提名；中文本問世後，好評如潮，成為眾多作家、學者、企業家、高校師生的案頭書，並入選《新周刊》和《書城》“改革開放20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20本書”。另有日文、法文、德文、韓文等版本。 《萬歷十五年》是一部改變中國人閱讀方式的經典，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融會黃先生數十年人生經驗與治學體會于一體，首

次以“大歷史觀”分析明代社會之癥結，觀察現代中國之來路，發人深思。 萬歷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眼中，其間的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而我們的大歷史之旅，也自此開始。 這次中華書局特別推出增訂新版，重新核校全部文字，進行修訂。為了使更多讀者閱讀這本書，特別推出了定價18元的版本，以惠及天下讀書人。 出版說明 自序 第一章 萬歷皇

帝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 參考書目 附錄一 《神宗實錄》一 《神宗實錄》二 附錄二 《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1619年的遼東戰役 附錄三 英文版序言 萬歷︰漫長的怠政時代 皇帝只是個牌位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出于向國內讀者求教之

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委托黃苗子兄和中華書局聯系。承中華書局慨允，此書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讀者見面。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五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一書。當時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

，自然在所必讀。全書一百三十三冊，又無索弓J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余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志，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歷時七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雲亦雲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于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于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

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十六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佔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佔農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佔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五百萬，稅收每年竟達七百萬英鎊，折合約銀二千余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

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復雜。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于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

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西歐各國在十四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歷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二十七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與此相似，全國布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

發生了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歷時一年，茲後我又幾次有機會舊地重游，向李公學習。上述看法，我們已寫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處發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後節譯為中文，刊載于香港的《七十年代》雜志。 ……

《曾國藩全集》研究

為了解決台北影印的問題，作者林明勳 這樣論述：

　　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能夠造就了一個人不平凡的一生。晚清時期的中國正處於風雨飄搖及內憂外患的年代，曾國藩能夠把握當下時機，力挽狂瀾救國家於苦難之中，創造自己揚名立萬、名留青史的美譽。滿清政府也因為有曾國藩的平定太平軍亂，才能延續大清國的國祚數十年。曾國藩一生的成就不論是在自身修為、家庭倫常、子弟教育、學術主張、政治手腕、軍事創舉、平定民亂、為國舉才等等，都足以成為後世人學習的典範。　　　本文先以研究曾國藩所專精的詞章學為起點，探究曾國藩的文學思想起源。首先必須知道曾國藩的家世背景，生平事蹟等，要有深入之明瞭及認識才行；再探索曾國藩如何進德修業、涵養修身，進而能在詞章之學、義理之學、經世之學

、考據之學有所成就。再者，研究曾國藩的兵事學，深入分析曾國藩在剿滅太平軍之亂期間對湘軍的教練、戰術與戰略運用以及對後代軍事之影響。最後，探討曾國藩對人力資源的管理，主要是研究曾國藩幕府用人的獨到眼光，可以憑靠著識別人才之術、培育人才之法以及任用人才之道，這三個階段來作育英才及為國所用。同時，也藉著這些可用之才的專長貢獻，成就曾國藩一生的豐功偉業，並奠定了他在中國歷史上不可抹滅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