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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鶯傳、董西廂“人物”之形象

為了解決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的問題，作者邱安慈 這樣論述：

　　西廂故事人物探討與比較，深度剖析鶯鶯、張生、紅娘等主次角色的形象與營造！ 　　◎〈鶯鶯傳〉、《董西廂》為“西廂”故事中影響後世最大的二部著作，但二者布局不同，值得深入探討。 　　◎本書先於第叁章分析兩部作品的故事背景，進一步在第肆章就人性的“衝突”與“矛盾”探析其“兩極性格”的組合。 　　◎透過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的“比較”，以不同角度來看“西廂”故事“人物”個性的改寫，與其對後世作品的影響。 　　〈鶯鶯傳〉為唐代愛情“傳奇”，對於“人物”的刻畫鉅細靡遺，“西廂”故事以〈鶯鶯傳〉為原型，後改編成董解元的《董西廂》和王實甫的《王西廂》，《董西廂》重新改造“人物”，劇情極豐富，有

學者甚至認為，“才子佳人”的模式自《董西廂》開始建立，自〈鶯鶯傳〉始，及其以後的“西廂”故事的發展，更啟迪《紅樓夢》的思維。 　　〈鶯鶯傳〉和《董西廂》分別是兩個迥異的布局，〈鶯鶯傳〉最終為悲劇，劇中的“人物”受社會的氛圍所左右；《董西廂》將故事導向喜劇，則著墨於“人物”的個性。“人物”是故事的靈魂，“人物”與“人物”的相處，易產生“矛盾”、“衝突”，具曲折劇情的著作，必成不朽名作。 　　本書先分析產生“人物”形象的背景，進一步就人性的“衝突”與“矛盾”配合文本探析劇本中“兩極性格”的組合，並將〈鶯鶯傳〉與《董西廂》的人物，分類為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作前後作品的“比較”，同時從女性形

象的研究擴大為“人物”形象的研究。 　　本書收錄於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臺灣學術機構，是研究“西學”、戲劇、小說人物者，必選的佳作。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www.pressstore.com.tw/freereading/9789863588146.pdf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究竟涅槃 — 魏朱淑薇書法《心經》創作論述

為了解決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的問題，作者魏朱淑薇 這樣論述：

書法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散發著無窮的藝術魅力，在傳統的美術品類裡，實有著很重要的位置。書法源自文字，隨著文明進展由實用功能轉進藝術情趣。在形式與內容高度統一之中，書者以一管之筆，表現出宇宙觀、人生觀、生命哲學，這在世界的藝術殿堂裡具有相當的特殊性，它具體呈顯了漢文化的美學特質，也表現了無盡的心象世界。所以漢字書法被形容為「無言的詩，無行的舞，無圖的畫，無聲的樂」。 書法是藝術的哲學，更具有豐富的美學思想。歷代書法名家正是以其敏銳的心，觀其形、思其理、練其技，以獨特的生命情感去駕馭筆墨，締造高妙深閎的書法藝術，創造各種不同的美感風貌，同時也開展出廣闊生動的藝術天地，許多傳世名跡至今

仍熠熠生輝，令人吟詠讚嘆。 本論文以書法《心經》為題，由形而上的理論研析至形而下實務創作，探賾索隱，然《心經》傳世名品甚多，為避免論述過於寬泛，本論文以王羲之、虞世南、歐陽詢、蘇軾、趙孟頫、文徵明、董其昌、何紹基、溥儒的書法論述、心經書蹟、書法藝術及影響等，進行系統性的探討。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敘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名詞定義﹕究竟涅槃、《心經》和《心經》法書。第二章為《心經》般若於美學思想之影響，內容含括《心經》內容與出處，《心經》釋經題「般若」, 和《心經》般若的美學思想及文藝哲思。第三章《心經》名家法書名作舉隅。以名家之生平事蹟與書法理論、書寫淵源、書風發展、書體

特色、創作樣貌、藝術成就帶給後世之影響，依次作出論述。第四章為筆者《心經》書法創作作品之分析與解說。第五章結論，包含研究心得回顧和後續發展前瞻。

重新詮釋杜威《民主與教育》的時代意義

為了解決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的問題，作者DavidT.Hansen 這樣論述：

　　杜威的《民主與教育》（1916）、柏拉圖的《理想國》（西元前4世紀）以及盧梭的《愛彌兒》（1762）併稱為西方三大教育經典名著。當《民主與教育》一書問世百週年之際，本書以繁體中文譯注本正式印行，可謂恭逢其盛。本書係杜威曾經服務三分之一世紀（1904～1939）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哲學學程主任韓森教授，邀集另外八位杜威研究學者針對《民主與教育》一書進行批判式回應，合撰十篇論文編輯而成，值得關心教育的各界人士用心研讀。

論外國投資人與地主國國際投資仲裁機制中之反訴及相關義務

為了解決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的問題，作者蔡昀昕 這樣論述：

摘 要 晚近國際投資中越來越多加強地主國監管規制權以維護公共利益與保障人權環境的呼籲和行動，地主國、外國投資人、第三方法庭之友，紛紛在國際投資仲裁中提出人權或環境權等公共利益方面的意見，致國際投資仲裁庭需要面對相關問題；尤其是地主國人權抗辯、環境權抗辯與有關反訴的發展，表現出國際投資法律保護機制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缺失而正面臨著改革挑戰，並因此衍生出投資規則與人權、環境權規則的適用衝突問題。然而除了與國際投資爭端有關聯的人權或環境權等公共利益爭端外，其實國際投資仲裁庭並非處理人權或環境權等類爭端的合理機構，惟國際人權法與國際環境法或可做為國際投資爭端的準據法，且與時俱進，國際投資協

定中建議也可訂定人權或環境權等公共利益條款。近期的國際投資仲裁裁決皆已承認國際投資仲裁庭對反訴具有管轄權，並肯認外國投資人得做為國際法義務下的義務主體，因此亦應遵循相關義務。惟單就國際法或地主國國內法課予外國投資人義務並不會構成國際投資協定的違反，仍須視其是否具有準據法規定對外國投資人課予相應義務。因此，若欲顛覆國際投資協定傳統的不對稱性，使地主國得就外國投資人在其領土內的不當行為請求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追根究底仍須透過修訂個別國際投資協定，在爭端解決章節中直接加入外國投資人的義務，或在準據法條款中增訂外國投資人有遵守國際法或地主國國內法的協定義務，地主國方有成功主張反訴的可能。雖然將外國投資人

的實質義務加入國際投資協定規範，可能削弱外國投資人進行國際投資的動機，進而對地主國經濟造成不利益，但近年來由於已開發國家外國投資人大量運用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爭端解決國際投資仲裁機制，使國際投資協定的不對稱性已對經濟弱勢的開發中國家造成極大威脅，因此在經濟發展與重視人權、環境等重要非經濟價值的權衡下，增訂此類規範，使外國投資人盡其社會責任而負擔相關義務，實具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