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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鍾國允所指導 陳冠華的 大專院校學生司法救濟之研究 （2012），提出中原大學指考錄取分數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學生之在學關係、權利保護之必要、大專院校、主觀公權利、司法救濟、學習及受教育之自由。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東華大學 社會暨公共行政學系 賴淑娟所指導 謝武晏的 原住民升學優待政策與族群內階級差異性的反思:階級流動、風險考量與文化 （2012），提出因為有 原住民升學優待政策、原住民文化的職業想像、階級流動、升學風險、族群內階級差異性的重點而找出了 中原大學指考錄取分數的解答。
大專院校學生司法救濟之研究
為了解決中原大學指考錄取分數 的問題，作者陳冠華 這樣論述：
過往因特別權力關係之緣故，造成學生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保障被剝奪。雖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82號解釋作成後，有關身分變更之部分已可提起司法救濟，但尚嫌不足。亦即，非屬於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者，仍不被行政法院實務上所受理而為裁判。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4號解釋則改變了此種見解，不帶限制地開放學生族群的司法救濟之大門。惟訴訟權本質上即有行政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的限制，此在學生之在學關係上應無不同。因此，將如何於相關案例事實中運用訴訟權能及權利保護之必要等實體判決要件，當能作為將來學生能否提起司法救濟之判斷標準。亦即，藉由基本權保障與行政法上之法律關係的互動觀察之闡述，或能得到妥適結論。首先，大專院校階
段的學習及受教育之自由，應以憲法第15、11條為基本權保障之依據，除成為通往更高深的學術殿堂之道路以外，亦能縮短校園與職場之間的學用落差，予以調節知識學問之追尋與就業、謀生之能力的培養臻至衡平。再者，於不違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下，學生之在學關係的各種特殊性將如何影響主觀公權利或權利保護之必要的運用，亦值注意。兩者交互作用下，本文尚引據現有之實務案件予以探討，相關研究結果應可作為將來行政法院實務上的參考。
原住民升學優待政策與族群內階級差異性的反思:階級流動、風險考量與文化
為了解決中原大學指考錄取分數 的問題，作者謝武晏 這樣論述：
過去研究多數認為，原住民升學優待政策使中產階級學生積極藉由加分，進入更理想的學校；弱勢家庭的學生，因為原始分數低落，升學優待政策無法顯著提高升學成績，反而落入比較不理想的學校，優待政策疑似產生馬太效應，即所謂「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教育不平等。先前研究較少從升學經驗與思維，了解不同社經背景之學子，如何運用升學優待政策。本研究透過花蓮與台東二縣不同家庭背景之原住民學生，進行深入訪談，從不同階級之觀點，理解行動者在既有家庭背景與學業成績的考量下，如何做出升學抉擇，檢視升學優待政策是否產生族群內部階級差異的效應。本研究發現，階級流動、風險考量與文化三方面影響著升學優待政策的運用。首先，多元入學的環
境下，中產階級有更多升學管道，並不積極運用升學優待政策，只是將其視為「階級維繫的安全網」，使他們不落入勞工階級；勞工階級雖明瞭加分有助改善升學結果，卻因成績過低而無力運用，而將此政策視為「吃不到的天鵝肉」；唯獨具備高家庭社會資本之勞工階級，透過家長教育期待的支持，將此政策視為「階級流動的攀爬繩」。其次，原住民教育選擇的路徑分析中，指定考試設計分數倒扣的機制，增加參加考試的升學風險，影響使用優待政策的意願。最後，受到原住民文化的職業想像，父母鼓勵子代考取軍公教與醫護等職業相關大學科系，左右升學優待政策的運用，最後升學優待政策帶來的族群污名化經驗，使部分原住民學生刻意避免使用此政策。